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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曰：贾敦实，宛朐人也。贞观中，累除饶阳令。时制大功已下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其政德，立于兄碑之侧。故时人呼为“棠棣之碑”焉。
又曰：贞观中，议封禅，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
又曰：高宗御制慈恩寺碑文，及自书镌刻既毕，戊申，上御安福门楼，观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诸寺皆造幢盖，饰以金宝，穷极瑰丽。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辆，僧尼执幡两行导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自魏晋已来，崇事释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传》曰：李邕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干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后因恩思例，得赠秘书监。
又曰：长平中，源寂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冯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蕃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以代屏障，其文名驰于戎夷如此。
又曰：李华尝为《鲁山令元德季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三绝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诏韩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诉功第一。诉不平之，诉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之。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萧俛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比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又撰进 之后，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僶俛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从之。
又曰：李绛，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既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尝欲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绛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铲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以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之罘、峄山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严励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纳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