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為『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壁書，過觀者以酒讎，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判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潁、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