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誕生

1595年，利瑪竇嘗試跟隨官員石星到達北京失敗，從此改變其傳教方式。利氏在到達中國十二年後，已經明白書籍在中國的作用遠遠勝于言語，因此到達南京後，決定轉向文人，脫掉袈裟，再次蓄起鬍鬚與頭髮，並穿上文人的服裝，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利氏由南京被驅逐後，到達南昌，在那裡建立了第三個住所，並寫成了他的第一部中文作品 ，即《交友論》。

關于此點，利氏在1596年10月13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艾哥華（Claudio Acquaviva）神父的第32封信中寫道：去年為了練習中文，我由所帶的書中選了一些不同名人的交友格言，令當地文人感到驚訝，為了使其更有權威，我給它作序，作為禮物送給郡王的親人。許多文人向我請求抄閱這些格言，我一直備有副本給他們展示。

由此可知，這部寫成于1595年的作品，是送給郡王的兒子建安王，即乾齋子。有關此書的編寫，利氏在1599年8月14日寫給高德（Girolamo Costa）神父的信中表明，由收集西方哲學家格言構成的該作品，為了適應中國文人的情感在某些方面進行了修改。我們不知利氏如何由古代和現代西方文化遺產獲得這些格言，是依他驚人的記憶力，還是運用了已有的書籍。至今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但第二種假設不能不被考慮。在所引用的作者中，有亞里士多德、普魯塔克、塞內卡、西塞羅、希波的奧古斯丁、米蘭的安波羅修。

在中國友誼的地位

在主題選擇與作品架構的形成方式上，表現出了利氏的卓越才華。其實，在孔子的著作中，友誼被視為天下五倫之一。1601年，馮應敬在作品的出版序言中，做了詳細的列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

友誼作為社會運轉與國家所依靠的樞紐，在中國文化中占有獨特地位。通過對格言主題的收集，利氏想向中國人中証實西方文化。因為利氏明白，想使基督宗教被接受，應當表明它不與天朝的社會秩序對立。

作品的架構

然而，對于各種格言的收集及作品架構的形成並非由利氏按邏輯順序排列，而是單獨獨立的，以便讀者對單個條目進行思考。這極有可能受孔子格言的教導模式啟發。最初，作品包含76條格言，後來增加到100條，在利氏去世前後年多次出版。1601年，在北京出版的帶有馮應敬序言的修訂版中含有100條格言，今日在羅馬國家圖書館存有一樣本。在利氏寄給高德神父第的36封信中，提到的被認為丟失多年含有76條格言，與3處揭示真實性手寫註解的手稿，在大不列顛的一圖書館竟有收藏。另外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檔案館也找到原本的手抄本。

作品的價值

關于作品的成就，及作者要達到的預定目標時，可直接從1601年馮應敬寫的出版序言中摘取：「西泰子，間關八萬里，東遊於中國，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輿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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