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王夫之即有「陋宋」之说，其《黄书·宰制》言：「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王夫之根据读《宋史》心得开始撰写《宋论》，「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1691年《宋论》定稿，每卷别以帝王庙号分类，无标题。

一般学者皆以为宋朝文化璨然可观。钱穆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陈寅恪亦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王夫之则以为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又说：「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范仲淹等人的屡次上书，「以启上之佚志」，最终引发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又开了以后熙宁变法、朝臣党争的先河。王夫之全盘否定宋儒的「上书陈利病」，尤其反对在上书中「以先王为口实」，即宋儒挂在嘴边的「复三代之治」。

王夫之认为，高宗时「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但它仍能苟延百馀年者，实有赖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但南宋末年，「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南宋末年，刑罚酷烈，「腥闻于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于异类，而冀使息虐，亦惨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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