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簡介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運城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鑑》，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鑑》。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家世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出生及童年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于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仕途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簽蘇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繼亡故而丁憂。降服後，簽武成軍判官（滑州），任職兩年。後經連襟之父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後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鑑》，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鑑》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
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興軍擔任知軍一職，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親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僅任過佐貳官與幕職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興軍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僱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逝世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享壽六十六歲。「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挂象，飯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身後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政治上被後人視作強硬的守舊派，他幾度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為了切中時弊，但實際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風霸道專斷。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編撰《資治通鑑》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軼聞
熙寧四年（1071年），呂誨卒，司馬光為他寫墓誌銘。蔡天厚得其摹本獻王安石。王安石將之挂在牆上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據說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評價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于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 趙頊：「司馬光方直。」「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宋元學案·卷八》）
•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宋元學案·卷八》）
• 文彥博：「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後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宋元學案·卷八》）
•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宋元學案·卷七》）
• 邵雍：「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君實九分人也。」（《宋元學案·卷八》）
•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東坡全集·卷九十·司馬溫公行狀》）
•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 趙逵：「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
•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五》）
• 張栻：「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宋元學案·卷八》）
• 朱熹認為：「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免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又將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而日後新舊黨爭漸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朱熹說司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讚揚司馬光「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宋元學案·卷八》），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
•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東都事略·卷八十七》）
• 呂中：「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于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憖遺于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于今日，而黨議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複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宋元學案·卷八》）
•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倪文僖集·書司馬溫公告身後》）
• 孫承恩：「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佑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偽，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文簡集·卷四十一》）
• 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五字鑒》）
• 張燧：「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千百年眼·卷九》）
•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五雜俎·卷十三》）
•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雲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于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複啟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寧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荷牐叢談·卷二》）
• 王夫之：「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讀通鑑論·卷二十六·穆宗》）；「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于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衝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複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宋論·卷七·哲宗》）
• 康熙帝：「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閱史緒論》）
• 李光地：「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榕村語錄·卷二十二·歷代》）
•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二希堂文集》）
•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序》：「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然而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情感上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
• 《歷代群英歌》：「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提綱釋義》）
• 石蘊玉：「熟誦公名，中華外域。簽判居蘇，乃為親屈。」
•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冷廬雜識·卷四》）
• 蔡東藩：「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藉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于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後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複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後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後計，寧尚可姑息為乎？」（《宋史演義》：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溫公殉國）
• 梁啓超在《王安石傳》批評司馬光不懂軍事：「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王安石）乎哉，抑溫公乎哉？」
Sima Guang (17 November 1019 – 11 October 1086), courtesy name Junshi, was a Chinese historian, politician, and writer. He was a high-ranking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 who authored the monumental history book Zizhi Tongjian. Sima was a political conservative who opposed Wang Anshi's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