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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班固論》曰：書云：「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信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法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貯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復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牢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定約和親，是雖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隊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廷。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無常，至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后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應以為不可。云盛不忘衰，安心思厄，遠見識微之明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昩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視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偏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修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於中國殊章服異習，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川，擁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以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土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