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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班固论》曰：书云：“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信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法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贮戎服，亲御鞍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复利以说其意，与盟于天以牢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柰失重利何，柰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馀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定约和亲，是虽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队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冀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值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是时边城晏闲，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忘干戈之役。后六十馀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故呼韩耶始朝于汉，汉议其礼，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无常，至亦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后嗣遁逃窜伏，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及孝元时，议罢守塞之备，应以为不可。云盛不忘衰，安心思厄，远见识微之明矣。单于咸弃其爱子，昩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规视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偏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修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于中国殊章服异习，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川，拥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绝内外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以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土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人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