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衆，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衆贤而已，然则衆贤之术，将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义，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避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近，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故尚贤者政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