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足犹厌也。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言尽其类。诈僞之为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不可复行。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后其身，或者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务犹事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返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焉。足以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