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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羡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凶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刱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收取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以難矣。在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