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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馀万，经费之外，常积羡馀。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缅惟高祖、太宗，开国创业，作程垂训，薄赋轻徭，泽及万方，黎人怀惠。是以肃宗中兴之绩，周月而能成之，虽神算睿谋，举无遗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圣积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则感深，感深则难摇，人心所系，故速戡大难，少康、平王是也。若敛厚则情离，情离则易动，人心已去，故遂为独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古之取于人也，唯食土之毛，谓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谓一岁三日。未有直敛人之财，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历观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熲。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馀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时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徵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在昔尧汤，水旱作沴，而人无捐瘠，以国有储蓄。若赋敛之数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积，无经岁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虫霜，或一方兴师动众，废于艺殖，宁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者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