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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闲，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欺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廪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庭，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也。策愿举敝邑，躬率士卒，以为外援。”勋然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见疲于外，而国虚于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进，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其庐江果为策所袭。勋穷蹙，遂奔于曹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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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袁绍将许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两，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虑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公大喜，选精锐步骑，皆用袁氏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闲道出，人把束荛薪，所历道有问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后军，还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绍故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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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蜀将关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樊。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蒙外倍修恩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业，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彻备，徐以大军泝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业。羽果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于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征棹，达曙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失惊。师次于南郡，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已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于平时，无复斗心，稍稍而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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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末，宋武帝秉政，刘毅为荆州刺史，每多异同之议。裕率兵讨之，遣裨将王镇恶先袭，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镇恶进路，扬声刘蕃上。先是，毅称病，表请从弟衮州刺史蕃为副。毅谓为信然，不知见袭。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小将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士，对舸岸上竖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如后有大军状。”次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镇恶迳前袭城，语前军：“若有问者，但云刘衮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蕃实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亲将朱显之与十许骑、步从者数十，欲出江津，问是何人？答曰：“刘衮州至。”显之驰前问蕃在所，答云：“在后。”显之既至毕后，不见蕃，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又遥见江津船舰已被焚烧，烟焰张天，而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蕃上，便跃马驰去告毅：“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行命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因得开大城东门。大城内，毅凡有八队，带甲千馀，已得戒严。蒯恩入东门，便北回击射堂，前攻金城东门。镇恶入东门，便直击金城西门。军分攻金城南门。毅金城内东从旧将士，犹有六队千馀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馀人。食时就斗，至中晡，西人退散及归降略尽。镇恶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金城内亦未信裕自来。镇恶军人与毅东来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者，镇恶因命斗且共语，众并知刘裕自来，人情离懈。一更许，厅事前阵散溃。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閤拒战，镇恶虑暗夜自相伤犯，乃引军出，绕金城，开其南面以为退路。毅虑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城，于佛寺自缢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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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将进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不烦转运，彼多瘴疠，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馀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