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序 滋溪文稿 （元）蘇天爵 撰 |
| 2 | ●目錄 |
| 3 | 前言 |
| 4 | 序 |
| 5 | 跋 |
| 6 | 跋松廳章疏 |
| 7 | 湖廣省參政蘇公畫像贊 |
| 8 | 國子祭酒蘇公畫像贊 |
| 9 | 卷第一 |
| 10 | 卷第二 |
| 11 | 卷第三 |
| 12 | 卷第四 |
| 13 | 卷第五 |
| 14 | 卷第六 |
| 15 | 卷第七 |
| 16 | 卷第八 |
| 17 | 卷第九 |
| 18 | 卷第十 |
| 19 | 卷第十一 |
| 20 | 卷第十二 |
| 21 | 卷第十三 |
| 22 | 卷第十四 |
| 23 | 卷第十五 |
| 24 | 卷第十六 |
| 25 | 卷第十七 |
| 26 | 卷第十八 |
| 27 | 卷第十九 |
| 28 | 卷第二十 |
| 29 | 卷第二十一 |
| 30 | 卷第二十二 |
| 31 | 卷第二十三 |
| 32 | 卷第二十四 |
| 33 | 卷第二十五 |
| 34 | 卷第二十六 |
| 35 | 卷第二十七 |
| 36 | 卷第二十八 |
| 37 | 卷第二十九 |
| 38 | 卷第三十 |
| 39 | 附錄一 輯遺 |
| 40 | 附錄二 傳記資料 |
| 41 | 附錄三 贈答題詠 |
| 42 | 附錄四 序跋著錄 |
| 43 | ●前言 |
| 44 | （一） |
| 45 |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蘇天爵著。 |
| 46 | 蘇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其先世當金末曾一度徙河南，金亡後返里，「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曾祖蘇誠，繼承先業，「時郡邑新立，無知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祖蘇榮祖，「家藏書數百卷，手錄校書不倦」。藏書之屋名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這也正是本書名稱的由來。榮祖曾一度監真定稅務，不久即辭去。父蘇志道（一二六一—一三二○），以吏起家，有能名，曾參與處理江南白云宗獄及嶺北行省賑濟飢民事件，頗有聲譽。官至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他「既為時循吏，又好讀書」，對書堂加以修葺，「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虞集：真定蘇氏先塋碑，見道園學古錄卷十四；蘇公墓碑，同上書卷十五。宋本：滋溪草堂記，國朝文類卷三十一。蘇氏為真定大族，天爵祖先世代為學，藏書萬卷，又兩代出仕，這樣的家庭環境，對他的生活道路有極大的影響。 |
| 47 | 蘇天爵少年時受到其父蘇志道的嚴格教育，並一度師事理學家安熙（一二七○—一三一一），「從學實有年」。袁桷：安先生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後入國子學讀書。他「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二］元代科舉制的實行，始於仁宗延佑二年（一三一五）。蘇天爵入國子學，應在延佑元年（一三一四）或稍早，也就是在他二十一歲或更早一些時候。值得指出的是，國子學是元代漢族儒生入仕的一個重要途徑。元代國子學招收的對象是貴族、官僚子弟，但是事實上貴族和高級官僚子弟入學者極少，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怯薛怯薛，突厥—蒙古語。原義為輪番宿衛，後成為蒙古大汗禁衛軍的專有名稱。入元朝後，怯薛成為皇帝身邊的執事人員，世代相襲，朝廷大官多由此出身。或蔭敘謀取高官，用不著費心苦讀。國子學的學生主要是中下級官員的子弟。蘇天爵顯然就是以父親的地位得以入學的。國子生要定期考試，國子學內部的考試稱為私試，合格者打分。積分達一定標准可以參加貢舉考試。元代中期，「歲貢六人。蒙古二，官從六品；色目二，官從七品；漢人二，官從七品」。蘇天爵：齊文懿公神道碑，見本書卷九。貢舉考試由朝廷派人主持，稱為公試。蘇天爵在國子學期間，勤奮努力，得到著名學者虞集等人的賞識。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天爵參加國子學生貢舉公試，所作碣石賦「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為主考官馬祖常所激賞，拔為第一。見馬祖常文，本書目錄後附。因此得以釋褐出仕，授大都路薊州判官（從七品）。時年二十四歲。 |
| 48 | 蘇天爵由國學貢舉出仕，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點，對他後來的發展，關系至大。元代官員的選拔，主要有怯薛、蔭敘、吏員出職、國學貢舉等途徑，後來又有科舉。列名怯薛，限於蒙古、色目的貴族、官僚子弟，蘇天爵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通過蔭敘，是一條可行的途徑，但其父蘇志道尚任職，而且其品階（從五品）蔭子，不過從九品，屬於最低的品級，往上升遷不易。由吏入官，是當時多數漢族知識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徑，也正是蘇志道走過的道路。但是，這是一條漫長而又坎坷不平的道路，能上升到高品階的極少。元制吏員為官止於四品。蘇志道是有名的能吏，數十年辛勤，南北奔走，終於五品，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科舉實行前，經由國子學出仕，是漢族知識分子的最好出路。當然，在國子學中也充滿了競爭。國子學生員定額四百人，經過嚴格的考試選拔，每年得以出貢的漢族學生不過二人。盡管如此，它仍然提供了可以憑個人努力爭取入仕的機會。蘇天爵憑入學前的基礎，以及入學後的勤奮努力，終於脫穎而出。二十四歲即為七品官，這在元代漢族儒生中是極罕見的，而這也就為他進一步的升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
| 49 | 延佑七年（一三二○），蘇志道病死，不久其妻亦去世。蘇天爵丁內外艱，離職家居守喪。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應奉翰林文字。自此歷遷翰林修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使、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集賢侍講學士、兩浙都轉運使等二十餘職。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農民戰爭爆發，天完紅巾軍起自湖北，沿江而下，攻取江東、江西、兩浙之地，東南為之震動。次年，元朝政府調蘇天爵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從二品），總兵於饒（路治今江西鄱陽）、信（路治今江西上饒）一帶。不久，病卒於軍中，年五十九。其生平事跡略見元史本傳（本書附錄已收）。 |
| 50 | 蘇天爵入仕以後，遷轉二十餘職。其中最受人稱道的，是在監察系統中任職時的作為。他曾前後八次在監察系統任職，受人稱道的有三次。至順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監察御史，次年奉命慮囚湖北。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轄範圍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獷悍喜鬥爭，獄事為最繁」。蘇天爵「不畏山溪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倦」。「事無巨細，必盡心焉」。在當地平反寃獄多起。這次經歷後來由黃溍寫成蘇御史治獄記一文，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五。在士大夫中間博得了普遍的贊譽。在此以前，人們對他的印象是：「泯泯默默，惟沉潛載籍，若他無所能者。」這時才知道他精明幹練，長於吏事。陳旅：送蘇伯修治書西台詩序，安雅堂集卷五。這次錄囚不過數月，同年七月即離任。元統元年（一三三三），蘇天爵改監察御史，在官四月，章四十五上。「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黃溍：讀蘇御史奏稿，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元朝不設諫官，監察御史兼有匡諫之責，「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詳六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這是由當時的政治狀況造成的。監察御史主要由漢人充任，而元朝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漢人在政治上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蘇天爵所上章疏，除了劾舉之外，還「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陳旅：跋松廳章疏，安雅堂集卷十三；又見本書卷首。「自聖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系乎得失，知無不言」。黃溍：讀蘇御史奏稿，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他能於監察、匡諫兩個方面都有所表現，因而受到了人們的注意。所上奏疏曾由他自己編為松廳章疏五卷，已佚，但部分已收入本書。 |
| 51 |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蘇天爵被派充京畿奉使宣撫，出巡京畿（大都周圍）地區。奉使宣撫從性質來說也是一項監察工作，但系元朝政府的臨時派遣。元順帝即位後，政治更形混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於是便「遣官分道奉使宣撫」，「詢民疾苦，疏滌寃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四。總的來說這一措施是失敗的，奉使者大都不過虛應故事而已，「使者所至，持訴牒遮馬首號呼者千百餘輩，皆漫不加省，不過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趙汸：書蘇奉使本末後，東山存稿卷五。當時民間歌謠唱道：「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長谷真逸：農田餘話。其中也有極少數例外，蘇天爵便是一個。他在京畿各地宣撫，「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這樣做反而引起了當權者的猜忌，「竟坐不稱職罷歸」。元史本傳。按，書蘇奉使本末後所引興除、糾劾數不同。 |
| 52 | 除了上述三次以外，蘇天爵還曾任御史台都事、元史本傳記天爵於後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郎中從五品，侍郎正四品，而御史台都事為首領官，正七品。疑有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陝西行台治書侍御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等職。他還在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和文化教育部門擔任過各種職務，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現。 |
| 53 | 蘇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負。他受過理學的嚴格熏陶，追求的是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論治道，必本三代，所謂明道術，正人心，育賢才，興教化，蓋拳拳焉」。趙汸：送江浙參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東山存稿卷二。但他有實際的從政經驗，深知法制刑政對於鞏固統治的重要性，提出：「禮樂教化固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實輔治之具。」乞續編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國之重者，莫先乎刑」。乞詳定鬬毆殺人罪，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書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數以上涉及法制刑政問題，可見他的注意所在。元末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蘇天爵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斂，百姓飢寒，是「盜賊」滋多的原因。「蓋犯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飢餓之與受刑，均為一死，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率而為盜，是豈得已。長民者可不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強法制刑政，又要選官恤民，減輕賦役。「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惟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則民皆安堵矣」。山東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不奪其時」，是要人民能從事簡單的再生產；「不傷其財」，是使人民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祇有在這樣的前提下，禁止其「為非」「為害」才能有效，社會才能安定。他還反複強調刑獄寃濫的嚴重性，指出，「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憤怒蘊於人心」，促使社會矛盾激化。因此，必須「恤刑」、「錄囚」，使「有不敢生事擾民，罪囚不致寃濫死損」。禁治死損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刑政肅清」，「草竊有不知畏乎！禁治死損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他曾多次向統治者提出建議，並在自己的政治活動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諸實現。但是，統治者並不曾認真考慮他的意見（事實上在一個腐朽的官僚統治體系內部也不可能按這些意見去辦），他自己的努力猶如杯水車薪，根本不能阻擋元朝政權日益腐化的沒落趨勢。 |
| 54 | 蘇天爵對元朝統治是極端忠誠的。他不斷為元朝統治者歌功頌德，「深仁厚澤，涵育眾生」之類言語，在他的文章中反複出現。他認為「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論不可數赦，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元順帝統治時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蘇天爵完全了解這些情況，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但他認為上述嚴重情況是官吏貪污枉法所致，而天子聖明，「恩澤汪濊，誕洽臣民」。恭書聖德頌後，見本書卷三十。在他看來，元朝是「正統」所在，它取代金、宋，統一全國，是天命所歸，完全合理的。蘇天爵持這樣的政治態度，並非偶然。北方漢族士大夫先後經歷金、元兩代統治，他們的政治理想，不是強調「夷夏大防」，而是「用夏變夷」；不是反對元朝統治，而是積極勸說、促使元朝統治者接受並推行「漢法」。蘇天爵是元代後期位列顯要的少數北方漢族士大夫之一，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北方漢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 |
| 55 | （二） |
| 56 | 蘇天爵在國學讀書時即以「力學善文」知名，王守誠：國朝文類跋。釋褐入仕後仍然「嗜學不厭」。宋本：滋溪書堂記，國朝文類卷三十一。著名學者馬祖常贊揚他「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之後也」。見本書卷首。果然，元朝末年，「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元史本傳。成為學術界的領袖人物。 |
| 57 | 從學術淵源來說，蘇天爵入國學前受業於安熙，而安熙則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學家劉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授學生，「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默庵先生安君行狀，見本書卷二十二。他的言行對蘇天爵有很大的影響。入國學後，受業於理學大師吳澄。吳澄是元代南方理學的代表人物。因此，蘇天爵篤信理學，時時以倡明理學自命。他曾先後刊印朱熹編伊洛淵源錄和輯錄許衡「褒封之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為內容的正學編，目的都是為了使學者「知夫學術源流之正」，「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伊洛淵源錄序，見本書卷五；正學編序，見本書卷六。應該指出的是，元代理學門戶之見頗盛，陸九淵心學一派受朱學排擠，趨向衰微；在朱學內部，北方許衡、劉因兩人門下勢同水火，互相攻訐；而南方吳澄也受到許氏弟子的非議，以致不能在國學立足。蘇天爵則不為此所囿，他調和許、劉，尊崇吳澄，對陸學亦加肯定，這在當時是難得的。但在理學方面，他並無專門著作，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理學家。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是在歷史學上。 |
| 58 | 蘇天爵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 59 | 蘇天爵從青年時起即有志於著述，並以保存文獻為己任。他自就讀國子學就「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王守誠：國朝文類跋。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後編成國朝名臣事略和國朝文類二書。前者以人物為中心，選輯各種資料，所錄四十七人，除劉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績卓著的名臣。劉因得以列名其間，則與蘇天爵推崇理學有關。此書仿照南宋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集的體例，但又有所創新。全書採用各種文獻達一百三十餘種，有不少原書已散佚，賴此書得以保存片段。後來明人修元史，其列傳部份，從體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書的影響。韓儒林：影印元刊本國朝名臣事略序，載穹廬集；蕭啟慶：蘇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載元代史新探。後者按文體編錄，「乃搜集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志、碑傳，皆類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蘇天爵選編此書的原則是：「必其有系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陳旅：國朝文類序。顯然，他選編的著眼點是經世致用，以政治標准為主，目的是為編纂當代的歷史積累數據。這兩種書在元代後期刊行後已博得普遍的贊譽，有人說：「山林晚進得窺國朝文獻之盛者，賴此二書而已。」趙汸：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東山存稿卷五。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歷史者必讀的基本典籍。 |
| 60 | 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後都要修纂實錄，此事通常由翰林國史院負責。蘇天爵前後二度任職史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為翰林國史院典籍官，不久遷應奉翰林文字（仍為從七品）。到至順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從六品），同年遷南台監察御史。這一次在翰林國史院前後長達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統二年（一三三四），由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書右司都事。在兩次任職翰林國史院期間，他曾先後參預纂修英宗實錄和文宗實錄。元朝對於實錄纂修人選十分重視，與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選當時有聲望的漢人士大夫擔任。這既是一種榮譽，又是升遷的機會。蘇天爵兩度參與其事，足以說明他在當時享有較高的聲望和地位。而每次實錄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晉升官職。 |
| 61 | 元朝諸帝實錄，為明代編纂元史的本紀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實錄的編纂，無疑是對歷史學作出了貢獻。在這裡需要對某些史實加以說明。據元史本傳，蘇天爵在「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元統二年「預修文宗實錄」，歷來論述蘇氏史學者，均以此為據。如孫克寬：滋溪文稿別記，收在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灣中華書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蕭啟慶教授則認為天爵先後預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實錄，後者不見於本傳，但天爵所撰黃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蕭氏前引文。黃清老墓碑見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蕭氏指出天爵預修英宗實錄，為前人所未發，至為可貴。但預修三朝實錄之說，仍可商榷。問題出在武宗實錄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紀一。主其事者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傳和元明善傳都說皇慶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實錄。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進三朝實錄表作於皇慶元年十月，所進三朝實錄是順宗實錄一卷、成宗實錄五十六卷、武宗實錄五十卷。國朝文類卷十六。這一年蘇天爵方十九歲，尚未入國學，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參預修武宗實錄的。後來有的記載如趙翼廿二史札記以為武宗實錄系元明善和蘇天爵合修，所根據的即是元史本傳，不足為憑。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九元史條。另據元史本紀中的記載，英宗實錄的纂修始於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順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成」。足徵元史蘇天爵傳中所說至順元年預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實錄而應是英宗實錄。蘇天爵在黃清老墓碑中說：「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天爵修撰，為成書四十卷。」所謂「國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後統治集團內部為爭奪帝位以致兵戎相見而言，這條記載更可以說明天爵確曾預修英宗實錄。 |
| 62 | 實錄是元代「國史」修纂的一個部分。「國史」修纂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則是後妃功臣傳。此事始於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紀一。但問題甚多，進展緩慢，時斷時續。順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蘇天爵上疏，請修功臣列傳。他指出，「史有二體」，即編年與紀傳。「近代作為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複為傳以系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但實錄中諸臣列傳「事實不見」，需要另修。他強調「網羅」各種數據對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貴賤為差，主要應看是否有事跡可傳，不能止取嘉言嘉行，應該善惡並載，這樣才能「為將來之勸」，「無虛美隱惡之譏矣」。見本書卷二十六。這篇奏疏篇幅不長，但集中表達了蘇天爵對於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貴的。在他上疏後不久，後妃功臣傳的修撰工作全面展開，顯然他的意見是起了作用的。 |
| 63 | 宋、遼、金三朝的歷史，對於元人來說，是近代史。蘇天爵一貫注意收集三朝的歷史文獻，「家藏書萬卷，於遼、金逸事，宋代遺文，猶拳拳收購不倦」。趙汸：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東山存稿卷五。進入史館後，「閱近代史籍」，對宋代國史的情況，有詳細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見本書卷六。同時還「多知遼、金故事」。王守誠：國朝文類跋。大約就在編纂國朝名臣事略的同時，他還完成了遼金紀年一書。據元史本傳說，遼金紀年一書「未及脫稿云」。但此說似非事實。蘇天爵的友人吳師道說，遼金紀年和國朝文類、國朝名臣事略二書一起，「遂大行於時」。滋溪書堂詩序，吳師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說，遼金紀年與國朝名臣事略「皆脫稿」。滋溪書堂記，國朝文類卷三十一。遼金紀年無疑已成書。此外，蘇氏的另一位友人趙汸說，天爵「早歲入胄監，登禁林，接諸老儒先生緒言，最為有意斯事（指編撰宋、遼、金三朝歷史——引者）。嘗取三國史志文集，總其編目於前，而合其編年於後。事之關於治亂存亡者，則疏而間之。題曰：宋遼金三史目錄。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權輿也。後雖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錄，而所至訪求遺文，考論逸事，未嘗少忘。」題三史目錄紀年後，東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書名宋遼金三史目錄，但標題則作宋遼金三史目錄紀年。宋遼金三史目錄一書，不見於元史蘇天爵傳。按照趙汸所說，此書作於蘇天爵就讀國子學及入翰林國史院時，則與遼金紀年的成書年代相近；而此書的體例，亦採用編年的辦法。因此，似可認為，三史目錄應在遼金紀年基礎上擴編而成；也有可能，紀年就是三史目錄的一部分。由於紀年與目錄均已散佚，我們祇能作如上的推論。由此可見，蘇天爵對宋、遼、金三朝歷史，確實下了很大功夫並有所著述。 |
| 64 | 與此相關，蘇天爵還與友人謝端合作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謝端傳。此文亦已佚。趙汸曾在虞集處見到蘇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論帝王統緒之正」，虞集給予很高評價，以為：「論茲事於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變不齊，異論蠭起，自非高見遠識公萬世以為心者，安能明決如是乎！」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東山存稿卷五。這篇針對「世變不齊，異論蠭起」而發的文章，無疑就是正統論。可見當時確曾流傳過。蕭啟慶教授以為國朝文類卷四十五「有謝端撰遼宋金正統一文，大概就是他們合著的正統論」。見前引蕭文。按，國朝文類一文作者修端，並非謝端。又，此文已見於王惲玉堂嘉話卷八（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於謝、蘇之手。 |
| 65 | 纂修遼、金、宋三史，是元朝許多學者的共同願望，屢次提出建議，但因統治者未予重視，一直未能實現。一直到元順帝時，才得進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時距金亡已一百餘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學者歐陽玄、揭傒斯、張起岩等。蘇天爵時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未能參預這一學術界的盛事，這對於他來說，一定是覺得十分遺憾的，而當時「論者每為惜之」。趙汸：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東山存稿卷五。為此，蘇天爵寫下了三史質疑一文，寄給歐陽玄作參考。文中對修三朝史必須依據的數據加以評論，對一些重要史實提出自己的看法，還提出修三史時應注意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反映了蘇天爵對遼、宋、金史的豐富知識，文中提出的種種問題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參考價值。 |
| 66 | 這裡順便談一下蘇天爵與經世大典的關系。元文宗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編成一書。經世大典序錄，見國朝文類卷四十。書成後賜名經世大典。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總匯，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纂修經世大典的實際負責人是名學者、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前面已說過，虞集是蘇天爵在國學的老師，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虞集受命後，立即推薦馬祖常等「可共領典」，謝端、蘇天爵等「可助撰錄」。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傳。不少研究者以此為據，斷言天爵曾參與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蘇振申的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實並非如此。首先，據元史本傳載，虞集上書後，「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命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趙汸所撰虞公行狀亦云，集「移文閣中言：……議未定，而上命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東山存稿卷六。虞集所舉均非奎章閣人員。文宗下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議。當時蘇天爵的職務是翰林應奉，當然也就不可能參與其事。其次，如果蘇天爵參與修經世大典的話，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決不下於修實錄，元史本傳記修實錄而不記與修經世大典，是講不過去的。本傳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正好說明他未參與此事。 |
| 67 | （三） |
| 68 | 滋溪文稿是蘇天爵的文集，共收各體詩文三百二十五篇，分三十卷。其中詞、贊、銘、詩合為一卷，共十九篇。其餘二十九卷是記、序、碑志、行狀、制誥、祝文、表箋、祭文、策問、書、讀書札記、章疏、題跋等。碑志、行狀共十七卷，占全書篇幅一半以上，這樣的比重在傳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見的。十七卷碑銘、行狀共一百八篇，所記人物有大臣、中下級官吏、儒生、婦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個別例外，他為之作碑傳文字的對象全都是漢人和南人。 |
| 69 | 虞集曾稱贊說：「伯修之文，簡潔嚴重，如其為人。」趙汸：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王禕則說蘇天爵長於「紀事之文」，為當代其它學者所不及。上蘇大參書，王忠文公集卷十三。蘇氏的碑傳文字，特點是簡明扼要，重點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對當代典章制度的熟習和深厚的史學修養。對於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來說，蘇天爵的碑傳文字是必須參考的。以政治方面來說，趙秉溫行狀中記述了建設大都和立朝儀的經過，吳元圭行狀中關於軍政的記載，趙伯成碑中有關元初江南人民起義的記錄，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史料。以經濟方面來說，諸如郭明德碑中關於邊境屯田和運輸軍糧的議論，李守中墓銘中關於河東、兩浙鹽政的記載，李羽與和洽兩人墓碑中有關民間飼養官駝馬的記述，等等，都有助於對這些制度的認識。文化方面的內容特別豐富。硯堅、劉因、蕭𣂏等人的碑傳文字，是關於元代北方理學傳播的珍貴文獻。齊履謙、耶律有尚、孛術魯翀三碑，留下了元代國學制度的重要數據。馬祖常、黃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銘，則是這幾位代中期著名文學家的翔實的傳記，其中記錄了他們的文學活動，也記述了他們的仕途生涯。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畫家，他們兩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詳盡的記載。還值得提出的是，蘇天爵為韓公麟、竇行衝、王彥澤等醫學名家所作的碑傳，對於了解元代醫學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對醫學的態度很有幫助。總的說來，蘇天爵筆下的碑傳人物，以元代中、後期居多。他們的言論、行為，很多均是蘇天爵親身見聞，所以記述自然翔實可信。 |
| 70 | 滋溪文稿中的其它體裁的文字，如奏疏、記、序、讀書札記、題跋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學術價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順帝朝初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災異建白十事、山東建言三事等文，全面、系統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從而顯示了元末全國農民戰爭爆發的必然性；乞續編通制、建言刑獄五事、乞詳定鬥毆殺人罪、乞差官錄囚等篇，提供了許多有關元代法制和刑獄的資料；而修功臣列傳一文，使我們對元代國史的修撰情況有所了解。記、序、題跋中也有許多涉及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內容。例如，新升徐州路記敘述了徐州升路的背景：適應鎮壓群眾武裝暴動的需要；跋延佑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書泰定廷試策題稿後二文，有助於了解科舉制度的實施情況。文稿中的讀書札記祇有兩篇，一篇是三史質疑，系蘇天爵為纂修遼、金、宋三史而作，已見前述。另一篇是讀詩疑問，系蘇天爵三十四歲時讀朱熹詩集傳、呂祖謙讀詩記有所疑而作，對於研究詩經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清人修四庫全書總目，在介紹滋溪文稿時說：「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指安熙——引者）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元史本傳稱其身任一代文獻之寄，亦非溢美。」見該書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別集類二十。完全可以說，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歷史的必讀的基本文獻之一。在元代眾多的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認的比較重要的一種。 |
| 71 | 文稿趙汸序云：「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為屬掾時所類次也。」趙汸字子常，徽州休寧人，元末著名經學家。他的文集東山存稿中有多篇文字提到了蘇天爵，說明二人有較密切的交往。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溫州古稱永嘉，故趙汸以永嘉為其籍貫。至正五年進士，南戲琵琶記的作者。葛元哲，字廷哲，江西撫州金溪人。撫州古稱臨川。至正八年進士。按蘇天爵曾兩度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一在至正八、九年，一在至正十二年。葛元哲任江浙省掾是至正八年的事，趙汸：書蘇奉使本末後，東山存稿卷五。趙汸作序的時間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因而文集的編定祇能在蘇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即至正八、九年間，而不能在第二次出任時。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稿收錄了蘇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後寫的文章，時間最晚是辛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秋七月，距趙汸作序不過四個月。跋丘侯送行序後，滋溪文稿卷三十。據此，我們可以說，滋溪文稿三十卷在至正八、九年間，由高明、葛元哲大體編成，後來有所增補，大概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趙汸作序前，才最後定稿。 |
| 72 | 在滋溪文稿目錄後有文四篇。前兩篇分別為馬祖常、陳旅作，無題。第三篇是祝蕃所作像贊，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畫像贊。關於馬、陳二文應作一點說明。馬祖常文一開始說：「右蘇君伯修雜著。」顯然是為蘇天爵文集所作的跋。但馬文作於至順元年（一三三○），距滋溪文稿成書還有二十年，元代有不少文人立意著作，隨時請一些名家為自己的部分詩文作序跋，待最後成書時一並收入，這是習見不鮮的事。例如，名詩人乃賢的金台集所收詩篇以至正四年到至正十年所作居多，成書應在至正十一年以後，但所收序跋有好幾篇均作於至正四年以前。嚴格地說，馬祖常此文是為蘇天爵部分詩文所作跋，當時可能連文集的名稱都沒有定下來，故祇稱「雜著」。陳旅文又見於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題為跋松廳章疏。松廳章疏是蘇天爵任監察御史時所上章疏的匯編，部分內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二十七。故文稿編定時將陳旅的有關跋文一並收入。 |
| 73 | 滋溪文稿成書後曾於元末刻印，現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原系繆氏藝風堂藏書，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集部四。後歸北京圖書館。明、清二代一直沒有重刻，祇有鈔本流傳。進入民國以後，張鈞衡輯適園叢書，將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出版。徐世昌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也將文稿刊印出版。這就是比較通行的適園叢書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 |
| 74 | 適園叢書本以鈔本為底本，其中部分曾用元刻殘本校過。據張鈞衡跋，所用校本系「元大字本後六卷殘帙」。應即繆氏藝風堂藏本。但北京圖書館所藏殘本祇有五卷，即卷二十六至三十。書中許多蒙古色目人名、氏族名、職官名經過竄改，如「達嚕噶齊拉拜」（原作「達魯花赤老孛」）趙文昭公行狀，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二。，「哈喇婁准台氏」（原作「哈兒柳溫台氏」、「哈巴爾圖」（原作「哈八禿）、「瑪穆特」（原作「馬馬其」）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一。。文稿卷二十三王憲穆公行狀還出現了一人二名的情況。前面作「哈達布哈」，隔了兩行，卻出現了「哈塔不花」，查勘其它鈔本、刻本，前面的「哈達布哈」亦作「哈塔不花」，適園叢書本顯然是竄改時過於粗心，以致同一人名一改一未改，給讀者增添了疑惑。同卷中書左丞王公行狀也有同樣的情況，前面作「阿嚕威氏」，一行以後則作「阿魯渾氏」。「阿魯渾氏」是元代通行的譯名，而「阿嚕威氏」則是清人竄改的結果。這種任意竄改人名、氏族名和職官名的做法，是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所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查勘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中的滋溪文稿，適園叢書本中的竄改多數可以找到，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前面所舉「哈達布哈」、「哈塔不花」一名異譯，在四庫全書本中都作哈陶布哈；又「阿嚕威」、「阿魯渾」一名異譯，在四庫全書本中都作「諤爾根」。總的來看，適園叢書本源自四庫本，是沒有問題的。其中某些譯名不一致，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四庫全書曾不止一次修改，適園叢書所據是其中某次修改本，與文淵閣本有出入。另一種可能，則是適園叢書所據底本從四庫全書鈔出，但又作過某些修改。 |
| 75 | 適園叢書本除了任意改竄人名、氏族名和職官名外，脫漏錯訛之多，令人吃驚。經我們查勘，幾近六百處。脫漏最多的是趙忠敏公神道碑（卷十），計三百九十七字。其它如高文貞公神道碑（卷十一），脫十九字；程府君墓碑（卷十八），脫十六字；治書侍御史韓公神道碑，銘文脫十六字。至於脫一、二字者，則比比皆是。因錯訛造成文義相反或不可解之處，也有多起。如災異建白十事（卷二十六）中云：「今朝廷設官罔有上下之別」，便令人無法理解。元朝和其它朝代一樣，等級森嚴，設官怎麼能沒有（「罔」）上下之別呢？查元刊本殘卷，原來「罔」系「固」之誤。一字之差，意義全然不同。又如，李侯墓碑（卷十八）中云：「民有親喪久不葬者，蓋始則疑陰陽休咎之說，土俗因而不改。」既「疑」為何「久不葬」？查其它諸本，「疑」系「泥」之誤，意義也正好相反。至於人名、地名、年月之誤，為數更多，就不再舉例了。 |
| 76 | 徐刻本的底本，是張之洞家舊藏的明鈔本，並用「他家寫本，及元刻殘本、四庫全書本」加以校勘而成的。見徐世昌所作序。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的總統，他之所以有興趣刊印此書，大概是受了新元史作者柯紹忞的影響。徐、柯二人系同年進士，徐曾為新元史作序並為之刊行，此明寫本也是因柯紹忞的關系從張之洞家買得的。從刻本來看，徐氏依據的底本是不錯的。例如上面所說適園叢書本幾處大的文字脫漏，在徐刻本中都沒有出現。但為徐氏任校勘之責的人似乎並不認真，此本錯誤亦複不少。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曾以李木齋（李盛鐸）所藏明鈔本加以校勘，凡訂正九百八十字。傅氏校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徐刻本的錯誤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不明文義任意改動。如常州路新修廟學記（卷三）云：「中唐左墄，悉用玉石。」徐本改「唐」為「堂」。按，「唐」有道路之義，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將「唐」改為「堂」，是改錯了。（適園叢書本亦作「堂」）。又如，蕭貞敏公墓銘（卷八）中引蕭𣂏云：「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絕足趨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於田畝，讀書為事。」適園叢書本改「絕足」為「捷足」。按，「絕足」指千里馬，用作譬喻傑出的人才，與「高才」同義。改為「捷足」，反而不可解了。徐刻本則作「絕足」，但改「事功」為「事公」，同樣是錯誤的。「事功」指事業、功績。蕭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才智之士都追求做一番事業，自己不能效法他們，安於田畝讀書為事。如果改為「事公」——事奉公上，意思就講不通了。同一墓碑云：「考諱瑜，才而略，金季轉徙陝、洛之郊，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兆路總管府經歷。」徐刻本改「金季」為「宋季」，誤。「陝、洛之郊」原是金朝的轄地。另一種是疏忽造成的錯字和別字，就不一一列舉了。但總的來說，徐刻本比適園叢書本的錯訛要少一些。 |
| 77 | 上面介紹的是刻本的情況。除刻本之外，傳世的鈔本頗多，分藏於各圖書館。就我們所見，鈔本中以上面所說李木齋藏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台灣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匯刊台灣中央圖書館印行。滋溪文稿出版於一九七○年。中所收鈔本（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為佳。經比較，兩本應同出於一祖本，或即元刻本。現在我們即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中所收鈔本作為底本進行整理，校以李木齋藏本（簡稱李氏鈔本）、適園叢書本（簡稱適園本）、徐世昌刻本（簡稱徐刻本）和元刊殘本。 |
| 78 | 元代珍本文集匯刊本滋溪文稿前有劉兆佑所作序錄，介紹天爵生平及文稿一書版本源流。其中云：「清季曾兩刻，皆在同治年間。」按，適園叢書本與徐氏刻本均刻於入民國以後，不知何故有此誤。又云：「後至元戊寅（四年）曹複亨編次其父曹文貞詩集，天爵序之，見曹氏詩集吳全節跋，今則佚而不見。」按，曹複亨之父曹伯啟，其詩集名曹文貞詩集，又名漢泉漫稿。蘇天爵所作序文題漢泉漫稿序，見文稿卷五，「佚而不見」云云，並非事實。 |
| 79 | 元史本傳稱天爵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詩稿已佚。又，本傳記松廳章疏五卷，今文稿中章疏僅二卷。可見天爵詩文頗有遺佚。今從各書輯得詩文七篇，作為本書附錄。又從元代詩文集中輯得有關蘇氏詩文，以及後代有關滋溪文稿的序跋著錄，亦均收作附錄，以便讀者研究蘇氏生平及文稿時參考。 |
| 80 | 本書點校得到姚景安同志指正，謹此致謝。限於學力，難免有不當之處，衷心歡迎指正。 |
| 81 | 陳高華 孟繁清 |
| 82 | 一九八七年十月 |
| 83 | ●序 |
| 84 |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為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後王降德之道複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豪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於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 |
| 85 | 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為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閒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於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為輝，菽粟之為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閫奧，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為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為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 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為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汸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
| 86 | ●跋 |
| 87 | 右蘇君伯修雜著。祖常延佑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員，伯修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置伯修為第二名，鞏弘為第一名。弘文氣踈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流於不學，升伯修第一。今果然，而吾伯修方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侍上幸中心閣，還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修之舊也。馬祖常志。 |
| 88 | ●跋松廳章疏 |
| 89 |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唯設監察御史，而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也。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詳六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於為天下後世計而出於尋常識見之外者，蓋益寡矣。趙郡蘇公伯修為御史中台僅四閱月，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未進，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事明主，氣足以肅群慝，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為請，於世教蓋拳拳焉。烏乎，為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言哉。至正元年八月三日，國子監丞陳旅拜手書。 |
| 90 | ●湖廣省參政蘇公畫像贊 |
| 91 | 屬掾祝蕃 |
| 92 | 炯乎其明，湛乎其清。淵淵乎其有容，抑抑乎其弗盈。睟乎其良金美玉，凜乎其寒露清冰。量涵千古，心醉六經。宜其發而為文，炳煥今昔；施於有政，黼黻隆平。當持節秉鈞之任，鑿鑿乎精實；居納言進講之職，懇懇忠誠。斯可肩儕乎韓範，而武接乎歐曾者矣。然猶微顰深坐，憂黎元之未乂，盱謨遠略，念荒徼之靡寧。複劬書而下士，恆夜寐而夙興。斯益深而益厚，終不伐而不矜。然則異時冠佩凌煙，丹青麟閣，匪斯人其疇能。 |
| 93 | ●國子祭酒蘇公畫像贊 |
| 94 | 門生商企翁 |
| 95 | 積之豐，虛以容。持之恭，屹以崇。安其所遇，孰間窮通。汲引後學，誨諄告忠。蘊之為精華，發之為事功。索絕響而嗣音，瀹旁流以之東。昔嘗嘆先正之美莫或繼蹤，猗獨於公複以見古人之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