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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书大全说》[View] [Edi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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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乃夫子于此,分任其过于血气者,以气本可与为善,而随血盛衰,不自持权,见累于血以为之役,气亦不得而辞其过也。气能听志,而血不能听志。心之不戒者,听命于气,而抑听命于血。双峰「心是魂、魄之合」一语,极有理会。唯其两合于阳魂、阴魄,是以亦听命于血。
3
乃魄虽灵,终是凝滞重浊物事,而心却轻微,役使他不动,则不得不资气抑而扶之。魂清于魄,而心又清于魂。心是魂、魄之轻清者合成底,故君子专有事于此,以治魂、魄。则心,君也;气,将也;血,卒也。溃卒胁将以干君,而明君必任将以制卒,其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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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诚正分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后,尚须有事于畏。孟子说「知性、知天」,又说「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吃紧工夫正在畏上。不知则必不畏,而知者未必其能畏也。
6
夫子以说到天命上,则君子小人相差悬绝,与畏大人之与狎、畏圣言之与侮,只争一敬肆者又别,故于「小人」上[下]加「不知」 二字,言且不知,而何望其畏。若夫虽若知之而不畏者,则既异乎醉梦之小人,而抑不得为君子,自别是一流。故可云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就其大分段处立之辨也;亦可云君子畏命,小人不畏,就其极至处终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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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君子知命,小人不知,与君子畏大人、圣言,小人狎、侮之一例,是君子小人之坊界。进此以言君子,则有畏命之学;就此以窥小人,则其行险徼幸者,固不畏也。知此,则大人、圣言,不得复以知不知添入,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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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圣言,其显者自易知也,虽小人亦未尝不知也。若其为大宝所凝、至道所出之微者,则必能畏之,而后其道之宜畏、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是其大端之别,在畏不畏,而不在知不知。且小人之不畏天命,唯不知之,是以终不得而玩之。若夫大人、圣言,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是亦得而狎侮之。则小人之不畏大人、圣言,罪不在不知也。小人之罪不在不知,则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审矣。
9
乃亦有于天命求知而反不畏者,则老、庄及释氏是也。乃老氏之于天命,虽用其抵巇投闲之巧,而其所操为雌、黑、溪、谷之术,亦终不敢求胜夫天而拂其命,故夫子亦终不以老氏为小人,则已与释氏之小天而自大、卑天而自高、灭天而自存者异矣。故有事于知天而自谓知之,乃以增其亵慢者,唯释氏独耳。后世从夷入华,当夫子时,无此小人也。朱子以 「知」字括「三畏」,自不如和靖言「诚」之为切。而双峰[新安]分析知畏各致之功,亦大有功于朱门矣。
10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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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知之」、曰「学之」,「之」字所指,不当有异。然则以「知之」「之」字指此理而言,谓洞见本源,该括万理,则夫「困而学之」者,亦岂尽天下之理,全体、大用,一学焉而无遗乎?学此者以渐,则知此者亦何得独为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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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称黄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其说出于内经。内经者,固周、秦之际精于医者之赝作耳。史氏据之以为实,诞矣。且云「幼而徇齐」,则亦徇齐焉耳;「长而敦敏」,则亦敦敏焉耳;岂无所不知,而一如聪明睿知达天德者之极至哉!至云「生而能言」,则亦佛氏「堕地能言,唯吾独尊」之猥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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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知觉之有渐,寂然不动,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于鷇,兽之初坠于胎,其啄齕之能,趋避之智,啁啾求母,呴噳相呼,及其长而无以过。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则亦智侔雏麑,而为不祥之尤矣。是何也?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近,而其明较现。人则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去天道远,而人道始持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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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故羔雏之能亲其母,不可谓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于己无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羔雏贤于野人,而野人贤于君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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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其言物理也,特精于诸老先生,而曰「想孔子也大段辛苦来」,可谓片言居要。然则所云「生而知之者」,其言「知之」,随指所知之一端,而非无所不通之谓。其言「生」,则如其性之所发,已乐与其所欲知者而相取,于色用明,于声用聪,于事物之几一致其心思,早已符合深至而无所蔽。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而知者各有生与学之别,即各分上与次之等。上者易而次者固难,乃及其知之则一,而所繇以得知者亦无大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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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以知而不尽知,因于所知而学焉。次者,未学之先,一未尝知,循名以学,率教以习,而后渐得其条理。师襄之于琴也,上也;夫子之于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艺,各有先后难易之殊,非必圣人之为上,而贤人之为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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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以尧、舜、孔子为生知,禹、稷、颜子为学知。千载而下,吾无以知此六圣贤者之所自知者何如。而夫子之自言曰「发愤忘食」,诗称后稷之「克岐克嶷」,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初不待师友之告戒,亦安见夫子之不学,而稷与颜子之非生也?夫子略于生、学分上、次,而后人苦于上、次分生、学。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难易迟速而言;困而不学,终于不知,斯为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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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所云「生」者,犹言「性」之谓也。未死以前,均谓之生。人日受命于天,命讫则死。则日受性于命。日受性命,则日生其生。安在初之为生,而壮且老之非生耶?迨其壮且老焉,聪明发而志气通,虽未尝不从事于学,乃不拘拘然效之于此,而即觉之于此,是不可不谓之生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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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五十始学,朱云四十始受易与论语。乃以其所知者,与世之黠慧小儿较,果谁为上而谁为次也?其将以王雱之答麐鹿者为圣,而卫武公之「睿圣」,反出于其下耶?必将推高尧、舜、孔子,以为无思无为而天明自现,童年灵异而不待壮学,斯亦释氏夸诞之淫词。学者不察,其不乱人于禽兽也鲜矣!
20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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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录极有参差处,甚难拣取。想来朱子未免拏定「随病下药」作教法,故彼此异致,乃至屈圣言以伸己说者有之,不能如圣言之川流各别而不相害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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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答问者,有云「视不为恶色所蔽为明,听不为奸人所欺为聪」,乃他处又以「主一 」言思明思聪,此二说便早自乖张。夫君子之于恶色奸言,直不视不听,还他一刀两断,若向此处思聪思明,则立脚不稳,早已被他摇动矣。只恶色奸言,亦何所容吾聪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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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毛嫱、西施之色,不宜狎者也,不视之则不乱耳,此心之正而非目之明也。如使与不美者同至吾前,乃拣美丽者斥为女戎,而取丑陋者以为正色,无论人情之必不能,而亦不得谓之明矣。故曰「不知子都之姣,无目者也」。故君子之明,必不用之于此。以其明亦不可,不明亦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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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言之不听,其道在远佞人,亦一刀两断法。如业许其抵掌纵谈,而又用吾思以曲为摘发,则卫嗣君之所以亡其国者,而何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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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天下尽有不贪恶色、不惑奸言而不聪不明者。且尽有未尝见恶色、未尝闻奸言而不聪不明者。其不聪不明者,唯不思故也,岂有壅蔽之者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宁奸言欺之,善言固不足启其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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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语是君子警昏策惰以尽耳目之才,乃复性语也,存理语也,而非遏欲语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远恶色,拒奸言,辨之事也,非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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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之从事于学,各因其所近以为从入之功。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则不为恶色奸言所蔽,乃可进而思明与聪。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则唯思明而明,思聪而聪,而后恶色奸言不得而欺蔽之。内以尽其形色之性,则视听必复其聪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几,则于声色不得苟用其视听。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当前,一声之入耳,有弗视,视则必思其无不见;有弗听,听则必思其无不闻。若恶色奸声不使交吾耳目者,则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而非既视听之而又加以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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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不恤非礼而视听之矣,则虽视恶色亦有其明焉,虽听奸声亦有其聪焉。汉元帝之于洞箫,宋徽宗之于书画,其为惑也固然,而要不可不谓之聪明。唯屏此不正之声色于聪明之外,而乃专用其思于当聪当明之视听,斯君子思诚之功也。故思明思聪,不在去蔽,而但在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慎也。慎谓详谨而不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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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云「视无所蔽则明无不见,听无所壅则聪无不闻」,泛言所蔽所壅,则于义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简、粗疏笼罩而未得谓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聪明,故为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语录加以「恶色」「奸言」之目,则或因有溺于声色者而与言此,是专以药一人之病,而戾于圣言之大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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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即如彼言,亦当云「视不为恶色所蔽而后可以思明,听不为奸声所惑而后可以思聪 」,不得竟以无二者之蔽,遂当此九思之实学也。如学诗者,固当以恶诗为戒,然但不读恶诗,不堕恶诗窠臼,而不匠心于兴比情景之中,则亦穷年苦吟而不成矣。圣人践形、尽性之学,岂但空空洞洞立于无过之地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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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而不知天下之盲聋者,其害在于声色者十之三,而害非因于声色者十之六;其害正堕于无声无色者十之一,则老氏是已。君子之学,则须就「有物有则」上察识扩充,教笃实光辉,尽全体以成大用,而后圣功可得而至。朱子曰「内外夹持,积累成熟,便无些子渗漏」,斯则尽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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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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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若闲时不思量义理」一段,说得来别。求其大旨,则所谓学思并进而已,故终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则明其为学之事。中庸说「慎思」,乃就学而言思,以思其所学也,与此「思」字别。若非思所学,只蓦地思去,其有所思也,孔子既云「以思无益 」;倘不持一道理,空著去想,是释氏之以坐断一切为真参实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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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朱子此语,殊费周折,不得畅快。其故在问者不审,乃令答者迂回。问者曰:「无事而思,则莫是妄想?」如此而问,卤莽杀人!夫唯忿与见得,则因事而有;疑之思问,且不因事而起。若视听容貌,则未尝有一刻离著在。圣学中,原无收视反听,形若槁木的时候。倘其有此,即谓之怠荒,而夫子且比之为「朽木」「粪土」,贱之为「饱食终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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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所该最广,除睡时无有不视。容之为功最密,除盛德之至者,一刻忘下便不得「 温」。以此九者详求之日用之闲,岂复有无事之时哉?而何忧妄想之生!不得已而姑云有闲时,则君子固有读书穷理之功,而用其思于学。学、思固分致之功,而方学即思所学。乃所云「视思明,听思聪,疑思问」者,固已该乎方学之思为言。是君子终日于此九者,该动静,统存发,而更不得有无事之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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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则知南轩所云「养之于未发之前」者,亦属支离。唯喜怒哀乐为有未发,视听色貌无未发也。盖视听色貌者,即体之用;喜怒哀乐者,离体之用。离体之用者,体生用生,则有生有不生;而其生也,因乎物感,故有发有未发。即体之用者,即以体为用,不因物感而生,视虽因色,然天下无无色之时,无时不感,不得云感。且色自在天下,非如可喜可怒之事加于吾身,不可云感。不待发而亦无未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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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相与为用也,则喜怒哀乐,亦因视听色貌言事而显。当其发,则视听色貌言事皆为喜怒哀乐用。乃喜怒哀乐一去一留于此六者之闲,而六者不随喜怒哀乐为去留。当其为喜怒哀乐之时,则聪明温恭忠敬,要以成发皆中节之和;而当夫喜怒哀乐之已去与其未来,则聪明温恭忠敬之思之不忘者,即所谓于未发时存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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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云「思明」、「思聪」、「思温」、「思恭」者,兼乎动静,动以中节,而静以笃恭。就本文中原有未发存养之功,何更得头上安头,而别求未发哉?岂所云未发者,必一物不视,一声不闻,柳生左肘色,雀乳头上貌,以求养于洞洞墨墨之中乎?此毫厘之差,南轩且入于禅而不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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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言静存之功,统以主敬。「思明」、「思聪」、「思温」、「思恭」,正主敬之谓也。朱子亦云「主一」,「敬故一」。舍此四者,更用何物为静中之敬?思则敬,不思则肆。敬肆之分,思不思而已矣。既要敬,又不著思,即全是禅。视听色貌,即源即流,无久刻刻异。无暂。常不废。倘以此为流且暂,已发乃暂然之流。而别求一可久之源,未发天下之大本,故无闲断。非愚之所敢知也。佛氏之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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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与事,则固属乎动矣。然其属乎动也,亦自其有不言无事之时以分动静耳。乃以求诸喜怒哀乐,则虽见于言事,而犹有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此其理亦易知,特人不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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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言「未发」,但就四情而言,不该一切。则以圣贤之学,静含动机,而动含静德,终日干干而不堕于虚,极深研几而不逐于迹。其不立一藤枯树倒、拆肉析骨之时地,以用其虚空筋斗之功者,正不许异端阑入处。儒者于此,壁立万仞,乃为圣人之徒。故上蔡云「 此之谓『思诚』」。思而言诚,是即天之道而性之德已,复何有一未发者以为之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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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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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创说个气质之性,殊觉崚嶒。先儒于此,不尽力说与人知,或亦待人之自喻。乃缘此而初学不悟,遂疑人有两性在,今不得已而为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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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闲,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当其未函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未有人,非混沌之谓。只如赵甲以甲子生,当癸亥岁未有赵甲,则赵甲一分理气,便属之天。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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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喻之:质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气则所以成声者,理则吹之而合于律者也。以气吹笛,则其清浊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制之不中于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气过于轻重,则乖戾而不中于谱。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后其音律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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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无心,而其生又广,则凝合之际,质固不能以皆良。医家所传灵枢经中,言三阴三阳之人形体之别、情才之殊,虽未免泥数而不察于微,而要不为无理。抑彼经中但言质而不言气,则义犹未备。如虽不得良笛,而吹之善,则抑可中律。气之在天,合离呼吸、刚柔清浊之不同,亦乘于时与地而无定。故偶值乎其所不善,则虽以良质而不能有其善也。此理以笛譬之,自得其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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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其有异于笛者,则笛全用其窍之虚,气不能行于竹内。人之为灵,其虚者成象,而其实者成形,固效灵于躯壳之所窍牖,而躯壳亦无不效焉。凡诸生气之可至,则理皆在中,不犹夫人造之死质,虚为用,而实则糟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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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丽于质,则性以之殊,故不得必于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为笛,则固与箫、管殊类,人之性所以异于犬羊之性,而其情其才皆可以为善,则是概乎善不善之异致,而其固然者未尝不相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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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因于化,则性又以之差,亦不得必于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为人之吹笛,则固非无吹之者,人之性所以异于草木之有生而无觉,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为善者,则是概乎善不善之异致,而其能然者未尝不相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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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之意固如此。乃有质则气必充,有气则理必在,虽殊之以其气质之相函相吹,而不能殊之以性。是故必云气质中之性,而后程子之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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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愚言之,则性之本一,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尽一者,大端在质而不在气。盖质,一成者也;气,日生者也。一成,则难乎变;日生,则乍息而乍消矣。夫气之在天,或有失其和者,当人之始生而与为建立,所以有质者,亦气为之。于是而因气之失,以成质之不正。乃既已为之质矣,则其不正者固在质也。在质,则不必追其所自建立,而归咎夫气矣。若已生以后,日受天气以生,而气必有理。即其气理之失和以至于戾,然亦时消时息,而不居之以久其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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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且为体验之:凡人思虑之所蔽、聪明之所穷、知之所不能至、行之所不能勉、昏惰嗜欲之相乘,与夫思之可通、知之可悉、行之可任、昏惰嗜欲之能克,若气为之也,而实非气为之也。气馁者,质之量不足;气浊者,质之牖不清也;故气以失其条理而或乱,抑亦不相继续而或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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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气之日入于人中者,在天之化,或和或乖,而人任其自至以受之,则固不为之变也。苟为不肖,则无时而清刚;苟为贤,则无时而浊弱也。苟一听之气,则气之消息无恒,和不和一因于化而莫之定,其以移人于清刚、浊弱者,且将如疾风暴雨、乍寒忽暑之能病于人。而又岂其然哉!即令如病,而亦唯体之羸弱者多受之,是亦质之召沴,而非气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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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能为气之累,故气虽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气不能为质之害,故气虽不得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又或不然,而谓气亦受于生初,以有一定之清刚、浊弱,则是人有陈陈久积之气藏于身内,而气岂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故知过在质而不在气也。
56
乃其为质也,均为人之质,则既异乎草木之质、犬羊之质矣。是以其为气也,亦异乎草木之气、生气。犬羊之气也,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即形色而言天性也。
57
乃人之清浊刚柔不一者,其过专在质,而于以使愚明而柔强者,其功则专在气。质,一成者也,故过不复为功。气,日生者也,则不为质分过,而能[为]功于质。且质之所建立者,固气矣。气可建立之,则亦操其张弛经纬之权矣。气日生,故性亦日生。生者气中之理。性本气之理而即存乎气,故言性必言气而始得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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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气可与质为功,而必有其与为功者,则言气而早已与习相摄矣。是故质之良者,虽有失理之气乘化以入,而不留之以为害。然日任其质,而质之力亦穷,则逮其久而气之不能为害者且害之矣。盖气任生质,亦足以易质之型。型虽一成,而亦无时不有其消息。始则消息因仍其型,逮乐与失理之气相取,而型亦迁矣。若夫繇不善以迁于善者,则亦善养其气,至于久而质且为之改也。故曰「居移气,养移体」,气移则体亦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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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其所以移之者,不可于质见功。质,凝滞而不应乎心者也。故唯移气,斯以移体。其能于体而致其移养之所移者,肌肉、荣魄而已矣,则又体之贱者也。体移,则气得其理,而体之移也以气。乃所以养其气而使为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则习是也。是故气随习易,而习且与性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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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者,性之府也;性者,气之纪也;气者,质之充而习之所能御者也。然则气效于习,以生化乎质,而与性为体,故可言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别有一气质之性也。
61
性以纪气,而与气为体。可云气与性为体,即可云性与气为体。质受生于气,而气以理生质。此句紧要。唯一任夫气之自化、质之自成者以观之,则得理与其失理,亦因乎时数之偶然,而善不善者以别。若推其胥为太极之所生以效用于两闲,则就气言之,其得理者理也,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就质言之,其得正者正也,其不正者亦何莫非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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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于其理之中:已刚而亦干之健,已柔而亦坤之顺,已清而象亦成,已浊而形亦成。亦均夫祁寒之以成其寒之能,盛暑而以成其暑之能也。善养者,何往而不足与天地同流哉!质之不正,非犬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于此而全于彼,长于此而短于彼。乃有其全与长之可因,而其偏与短者之未尝不可扩,是故好色、好货之不害于王道,好货、好色,质之偏也,过不在气。而欲立、欲达之以立人、达人也。欲立、欲达,亦质所欲。能践形者,亦此形而「万物皆备于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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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惟并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则就其已分而不一者,于质见异而于理见同,同以大始而异以殊生,故曰「相近」。乃若性,则必自主持分剂夫气者而言之,亦必自夫既属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气质,孟子亦不能裂其气质之畛域而以观理于未生之先,则岂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别一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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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子之言性,近于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无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则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则随质以分凝矣。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一。易曰「继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继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质也;既成乎质,而性斯凝也。质中之命谓之性,此句紧切。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为大公而至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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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云「性寓于气质之中」,不得已而姑如此言之可也;及云「非气质则性安所寓」 ,则舛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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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谓之理,在天之授人物也谓之命,在人受之于气质也谓之性。若非质,则直未有性,何论有寓无寓?若此理之日流行于两闲,虽无人亦不忧其无所寓也。若气,则虽不待人物之生,原自充塞,何处得个非气来?即至于人之死也,而焄蒿凄怆、昭明于上者,亦气也。且言「寓」,则性在气质中,若人之寓于馆舍。今可言气质中之性,以别性于天,实不可言性在气质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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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性即理也,即此气质之理。主持此气,以有其健顺;分剂此气,以品节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质,以有其魂魄;分剂此质,以疏浚斯而发其光辉。即此为用,即此为体。不成一个性,一个气,一个质,脱然是三件物事,气质已立而性始入,气质常在而性时往来耶?说到性上,一字那移,不但不成文义,其害道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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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又云有「天地之性」,一语乖谬。在天地直不可谓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繇天地无未生与死,则亦无生。其化无形埒,无方体,如何得谓之性!「天命之谓性」,亦就人物上见得。天道虽不息,天德虽无闲,而无人物处则无命也,况得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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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新安之言天而并言地,尤为不审。以体言之,则天地既不得以性言矣。以化言之,则地有化迹,而化理一属之天。故中庸但言「天之所以为天」,而不云「地之所以为地」。地之所以为地,亦天之为也。故曰「无成有终」。有终者,化之迹也;无成者,天成之也。若就人性而言之,则性,天德也;气,天化也;质,天以地成之者也。以,犹用也。不得以天地并言,亦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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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宽、信、敏、惠行之?五常百行,道也。恭、宽、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于理言之,则善有万;于心言之,则五者尽之矣。故知夫子之以此五者答子张,理已极,功已全,更无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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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圣人言语,须看得合一处透,如「克己复礼」,「 主敬行恕」等,无不以此五者行之。则全体、大用,互相成而无碍。若执定药病一死法,却去寻他病外之药,谓恭、宽、信、敏、惠外更有何道。总成迷妄。圣人之教,如天地之有元气,以之生物,即以之已疾,非以药治病。则栀、芩不必与乌、附合,而人参亦且反藜芦。凡药之于病,生于此者,误用之彼,则为杀。将所以药子张者,必且以贼他人。而此五者,自上智至下愚,有一而不当行者乎?故知圣人之言,必不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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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刚体勇用」之说,殊不分晓。凡言体用,初非二致。有是体则必有是用,有是用必固有是体,是言体而用固在,言用而体固存矣。勇而无勇之体,则勇为浮气而不成其勇。刚而无用,则中怀内毖,而亦何以知其为刚!故刚亦有刚之用,勇自有勇之体,亦与仁、知、信、直之各为体用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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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刚者,自守则厉体、不为物屈用之谓也。勇者,果决敢为体、遇事不怯用之谓也。故体虽不刚,要不害其为勇。如刘琨、祖逖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于为义,是不刚而勇也。用虽不勇,要不害其为刚。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无喜于任事之意,而终不为物下,是不勇而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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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刚而不好学,所谓刚愎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轻世陵物之谓。好勇而不好学,如刘穆之、王融,只是勇于有为,便不复顾名节,故其蔽乱。此刚、勇之别,体用各异,不可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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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言「序」,朱子言「敬」,赵、饶二氏无所见而姑为之调停,云「二说相须,其义始备」。朱子若看得程子之言序也为允当,则何故易一敬字?若以序字之义为未备,更须添一敬字,亦当兼言敬以有序,不宜竟废言序也。唯朱子看得程子之言序者于此处不切,故断然以敬代之。若其仍存程说于圈外者,则取其「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一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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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此章之义,乃使人因礼乐而释其所以然。礼之所以然者敬也,乐之所以然者和也。以序配和,乃就礼乐之已成而赞其德。礼行而序著,乐备而和昭。故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行礼行乐时,大段道理如此。故凡天下之有序者,皆礼之属也;凡天下之和者,皆乐之属也。唯然,则序非礼之所以为礼,而配序之和亦非乐之所以为乐。朱子云「敬而将之」,「和而发之」。程子所云序与和,只说得将边、发边事。其所将、所发者,则固吾心之敬与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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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推天理之本然,而云「盗贼亦有礼乐」,此为老、庄家说礼乐是圣人添上底,故与指天理之在人者以破其「前识之华」一种妄说。若夫子则缘流俗以容之有序、声之能和者为礼乐,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乐何」。不仁者不能如之何,又岂盗贼之相总属、相听顺者之得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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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与于礼乐者,唯其无敬、和之心也。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总属之序、必相听顺之和,则固流行而不息,人虽不仁,而亦不能违之。而凡人之将玉帛、鸣钟鼓者,正恃此以为礼乐也。程子此段,是门人杂记来底,想为有人疑礼乐非人心之固有,故为反其言而折之如此,乃非以正释此章之义。其说规模甚大,却空阔,令人无入手处,以视圣人之言深切警省、动人于微者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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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言序者,亦因敬而生其序也。若不敬,则亦无以为序。盗贼之相总属,终叫作序不得。天下之序四:亲疏也,尊卑也,长幼也,贤不肖也。乃盗贼之有总属,于此四者,其何当也?凡其所奉为渠帅者,徒以拳勇狙诈相尚,而可谓天理自然之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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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礼之有序者,如事父事兄之杀,此是胸中至敬在父,次乃敬兄,自然之敬而因生其序,序者敬之所生也。倘以敬父者敬兄,则是夷父于兄,而以敬兄者敬父矣。敬兄之杀于敬父而为之序者,乃所以专致其敬于父也。礼所谓以仁率亲、以义率祖、等上顺下,皆为至敬言也。然则礼之所以云礼者,以敬言而不以序言,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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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厚斋求其说而不得,乃以诸侯大夫之僭为无序之实。此既与程子盗贼之说显相矛盾。僭窃者,充类至义之尽,而始与盗贼等。岂盗贼之贤于僭窃者哉?夫子言礼非玉帛之云,所以通警天下之失实。若但云僭窃者徒有玉帛而无序,则周之时王举行其所得为之礼,虽以跛踦临之,而已无憾于礼耶?且僭礼者亦僭乐矣,是乐之失实,亦惟不序之故,而何以只言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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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诸儒鄙陋,随处将僭窃插入。如「问禘说」、「入太庙」诸章,俱靠此作白赖秘诀,恰似夫子当年终日只寻著者几个诸侯大夫厮骂,更不知此外有天德、王道在。虞伯生以此注杜甫诗,且一倍酸鄙,不知有杜,而况其望圣人之门墙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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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之有渠帅,有偻罗,一般底尊卑之序,也恰象个礼。礼云礼云,拜跪、先后云乎哉?即不仁之人行礼,也须有序。于此正好看他别处。礼中自然之序,从敬生来,便是天理。盗贼之序,因畏故尔,便是人欲。以此思之,则凡修敬父、敬君之仪,而实以畏君父之威,及为法制清议所束缚,不敢不尔者,皆与盗贼等,而终不知礼之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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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此段言语,想被门人记来不真,而以己意添换,遂成差谬。其语酷似侯河东,繇他贪于规模之大,而切体无实,程子所云「只好隔壁听」者是也。不然,则或有问者,程子以其有不知序之病,以此药之,而药即成病也。凡药病者,药无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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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蓦地说个「予欲无言」,看来意义自是广远深至。先儒于此,只向子贡转语中求意旨,却不在夫子发言之本旨上理会,徒增枝叶,益入迷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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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此是子贡从无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种来,致其疑问;而夫子所答,则又于成己成物一本原处,见得虽为小子述计,亦不在言也。若子贡未问以前,则夫子初不从教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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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再言「天何言哉」,非复词也。前云「天何言哉」,言天之所以为天者不言也。后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行四时者,亦不在言也。集注云「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发此以警之」,只此殊失圣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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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源于此作两种解,要皆无实。一云:「学者体察之意常少,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使然,则是夫子故为此愤激之词矣。苟夫子为此愤激之词,而子贡且云「小子何述」 ,是何其一堂之上,先生悻悻而弟子烦渎耶?此说之最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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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天理流行之实,凡动静语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学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语观圣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夫繇言而知其所以言,与不繇言而知其所以言,是孰难而孰易?学者且不能于言而知其所以言,乃欲使于动静语默得之,不愈增其茫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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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言之不足以尽道者,唯其为形而下者也。起居动静之威仪,或语或默之节度,则尤形而下之枝叶也。虽天理流行于其中,而于以察理也,愈有得筌蹄而失鱼兔之忧。夫子以姊之丧,拱而尚右,而门人皆学之,是学者固未尝不于动静语默观圣人。乃得其拱而不得其所以拱,其执象以遗理,更有甚于执言者。则子又将曰「予欲不动不静不语不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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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影于月而就灯,不知灯之为影且甚于月也!凡此戏论,既皆无实,则知所云「予欲无言」者,非为学者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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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言曰「言」,语人曰「语」,言非语也。抑非必喋喋多出于口而后为言也,有所论辨而著之于简编者皆是也。圣人见道之大,非可以言说为功;而抑见道之切,诚有其德,斯诚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故尝曰「讷」,曰「耻」 ,曰「怍」,曰「訒」,抑至此而更云「无言」。则终日干干以体天之健而流行于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闲之而有所息,不以言显之而替所藏也。此所云「品物流行」,「各正性命」,皆以成己之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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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感兴诗深达此理,较集注自别。其云「万物各生遂,言天。德容自温清言仲尼。」,则固以德容之温清,配天之生物,而非云天以生遂为功于物,圣以温清为不言之教也。又云「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所谓「发愤刊落」者,即訒言之极致而无言也;「奇功收一原」者,以言大德敦化之功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在拟议之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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繇此思之,圣人之欲无言者,亦当体实践以自尽夫天德,而收奇功于一原矣。岂徒悻悻然愤门人之不喻,而为此相激之词,如西江学究之于蒙童也哉?曰「天何言哉」,则体天德者不当以言矣。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则虽如子贡之为小子虑者,亦即以成己者成之,而不在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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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论至此而微矣。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说也,非释氏「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说也,圣人所以「自强不息」,「显诸仁,藏诸用」,「洗心而退藏于密」者也。圣人之德,耳顺矣,从欲不逾矣,盈前而皆道,则终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昼夜也。夫何言哉!密与万物为裁成辅相,而显与达道达德为诚明也。以此成己,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万物;以此成物,而笃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学焉,相与终日于博文、约礼之中,亦下学而上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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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夫子非虚欲之也。欲无言,则终无言也。时而行也,则周流以行道于七十二君之国。时而藏也,则祖二帝,述三王,删诗、书,定礼、乐,皆述而不作。因鲁史成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圣人未尝有所论断。而百王之大法以昭。盖未尝取其心之所得者见之言也。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而天下万世无不被其时行物生之功矣。此圣人所以成己而成物者,夫何言哉!呜呼!亦微矣,非可以浅见一二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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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何述」,非小子何法之谓。述者,转称之以传于人也。子贡之意,欲夫子著书立教,而使弟子述之以诏后世,亦非但自为学也。夫子云天何言而时行物生,则在己固不待言,而小子亦无容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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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圣人之去今,几二千岁,而天下虽在夷狄盗贼之世,且未尽人而禽也,岂徒以圣人之言哉?如以言,则诵圣人之言者,且不免于禽行;而其能与知与行夫圣人之道者,或未得耳闻口诵夫圣教。天命之性,圣人显道而神德行,莫之为而为之,固非人之所易知也。呜呼!愚之所言者,如此而已。过此以往,不可得而言矣。虽然,其与释氏「自性众生,一念普度」者,则薰莸矣。熟读张子正蒙而有得于心焉,或知其旨。此二段文字,愚虽不肖,不敢为欺人之语。抑不能显指其所以然,则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尽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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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须知,言与语异。子曰「予欲无言」,若有人问时,恶得不「叩两端而竭焉」!今一部论语具在,且说夫子所言者是那一段道理?若老子五千言中,彻首彻尾,只是一句子作宗风。即孟子亦所未免。圣人且就一时一事说去,自止至善。即此可想其天行之健、于穆不已气象。若问而亦以无言答,则天龙一指、临济三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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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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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注中「邪僻」二字,所该甚广。愚不肖者有愚不肖之邪僻,贤智者有贤智者之邪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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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之谓邪,因而深陷于邪之谓僻。然则庄子之嗒然丧偶,释氏之面壁九年、一念不起,皆邪僻也,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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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言「静坐时须主敬」,大有功于圣学。当知静坐无敬字,不如博弈。抑谓无事不可兜揽事做,读书穷理不可煎迫而失涵泳,故有静坐时,则以主敬工夫当之。若谓主敬工夫,须静坐方做得,但静坐而他无所用心,以便主敬,则又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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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论「复见天地之心」,是动中见得复下一阳动也。圣人于此,直教将此心有可用处尽著用,无有一法教人向静坐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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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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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之去,若以存祀之故,则微子必殷之亡矣。知殷之亡则可,必殷之亡则不可。如父母之病,虽知其不起,不忍必也。且古之帝王失天下者,其祀必不废,则虽无微子,殷祀岂遂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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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云微子为殷王元子,义当存祀,则尤不审。当帝乙立纣为冢嗣之日,微子已不复以元子自居矣。若胸中更挟一「元子」二字,则微子亦建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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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纣固有必亡之道,而亡不亡则尤系乎天。夏之太康,唐之懿、僖二宗,其宜亡也,亦不下于纣。使纣早死,而国立贤君,商祚再延,则微子之去以存祀者,作何收煞?盖微子之去,本以远害而全亲亲之恩。尚书「旧云刻子」一段,分明说得有原委。愚于尚书引义中辨之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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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于鲁为「父母之邦」,较孔子所云「父母之国」者又别。柳下惠,展氏之子。展之赐氏,自无骇之卒,而惠之生去无骇不远,应只是无骇之子、夷伯之孙,于鲁公室在五世袒免之中,故义不得去而云然。春秋之法,公子不得去国,自是当时通义。士师官亦不卑,但无骇为上卿,执国政,而其子为士师,则卑矣。胡泳引蚳蛙事为证,「士师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战国之时,天下分裂,一国乃无数邑,邑宰官固不小。如楚申公、沈尹皆为大臣,而平陆距心,爵亦大夫,与今日县令不同,不得以邑宰之小证士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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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于「佞人殆」与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初无异释。庆源云「既幸其或止,而又虑其殆」,则似谓孔子若从政,则有仕路风波之忧。如此下语,恐非接舆之意。接舆一流人,直是意致高远,亦不甚把祸福做件事在心里,特其愤世嫉邪,不耐与此曹为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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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畏祸福,直是隐不得。饥寒风雨皆危机也。又况末世人情之所乐与为难者,偏在无势位之人耶!「今之从政者殆而」,与夫子所言「斗筲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险也。亦其奸邪倾险,不足与同有为也。集注太略,以言佞人者参观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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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说荷蓧稍高。但就其待孔子、子路之礼际,见得如此,不知日暮留宿,自不得不尔,与道左相逢者势异,非荷蓧之独厚于圣贤也。若云荷蓧知长幼之节,则安见接舆、沮、溺之并此不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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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此诸人,无从详考。但以风味想之,则接舆似较胜。记者加以「楚狂」之名,亦且许之为狂矣。狂者,圣人之所欲得而与之者也。夫子于荷蓧,使子路反见而不自往;于沮、溺,则直不与语;于接舆则下而欲与之言。圣人待之,亦自有差等。且接舆直欲以其道感动圣人,三子则漠然自是而不顾,即此可想其胸次。接舆虽愤世嫉邪,而于心自乐。三子只气很很地埋头恁做去,且与鸟兽同群矣。楚狂自有虞仲、夷逸之风,三子则几与于陵仲子等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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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丈人见其二子一事,与仲子避兄离母不同,则又不然。仲子之于妻,亦有冀缺、梁鸿之风,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云峰以「楚狂」二字冠此三章,言沮、溺、丈人皆楚之狂士,直是不识得狂。三子者谓之为狷或可。狂不可得,乃思狷,是又其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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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王大食三侑,则虽天子初饭亦不用乐。鲁有亚、三、四饭,明用王礼。齐氏言「 不言一饭,孔子正乐而去其一」。孔子正乐,但能论定乐之声容,所云「雅、颂各得其所」 者是也,岂能取鲁君之乐官而裁革之?藉令裁乐,则亦当裁四饭,而不裁其初。后儒苟欲推尊圣人之功化,如此类者,直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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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官之去,双峰谓鲁专尚淫哇故去,是也。潜室归咎于三家强僭,则三家之僭已久,此诸子者,当其始便不应受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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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最忌先立一意,随处插入作案,举一废百,而圣人高明广大之义蕴隐矣。子曰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原不屑屑与此曹争是非。及云「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则又未尝不矜其愚以召祸也。楚狂云「今之从政者殆而」,早已不中圣人之意。郑声乱雅,自是世道人心一大关系。区区自起自灭之三家,值得甚紧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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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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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所说三章,皆缪于圣人之旨。「论交」一章,集注折之,当矣。「见危授[致]命」一章,朱子以微词贬之,而又为之救正;「若执德不弘」一章,则为之周旋以曲成其是。乃若朱子所言量贵弘而志贵笃,则诚不易矣,然而子张之说,则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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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诸子,晚年受业者,别是一般气象。如曾子、子游、樊迟诸贤,蚤岁即游圣人之门,践履言语,精密深远,较先进诸子,已有升堂、入室之别。故夫子在陈,思狂简之小子,而欲为裁之。裁之者,直为品节之而已,不似子张、子路辈须与脱胎换骨也。原其学于夫子之时,年已过矣,习气已深而不易革矣;唯天资之高,故亦能以圣人为法则,而不陷于邪。至于圣人之微言大义,则有所不能领略,而况其能诣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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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子张最为粗疏,总不入圣人条理,故曾子、子游直斥其不仁而非为苛。其云「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就此二语,已全不知入处,而安望其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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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云者,守也,执之以为固有也。圣人说「吾道一以贯之」,固是浑沦广大。而于道大者,于德则约,故曾子以「忠恕」一言为得其宗。乃彼则曰「执德弘」。德者,得之于心者也。执所得于心者而欲其弘,则是此一德,而彼又一德矣。不然,则欲尽取夫德而执之矣。吾以知其不能弘而抑非德也。何也?杂用其心以求德于天下,则其所谓德者,岂其能以自喻而有以自慊乎?繇他说「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只在事上见德,便只向事上求德。故孔子曰「知德者鲜矣」,盖为子张辈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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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即以「见危致命」等语思之。其云「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犹之可也,以夫子尝言之也。乃子所云「见危授命」者,固但以为「今之成人」,以其异于仁人之以成仁故而杀身,而不因见危以生其激烈也。「见得思义」居九思之一者,则唯君子业于静存动察而全夫聪明忠敬之体矣,则于义择之为已精;而当其见得,加以警省,取吾心所喻之义合同比勘,以证其当得与否,则其审义者为尤密耳。初非未见之前,思诚之功未密,迨夫得者之当前,而后思执义以为德也。乃云「其可已矣」,则是取天下之可有得者以自矜其不取而为德也,此固近似圣言而无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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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云「祭思敬,丧思哀」,则待祭待丧而后思,是不必仁人而后可以享帝,孝子而后可以享亲也。且方丧思哀,吾不知其所思者何也?若思死者之可哀而哀之,则是本无哀而求哀也。若思吾之当哀而哀焉,是以哀为不得已,而聊相应酬,吾恐其有声而无泪,有泪而不生于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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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祭乃思敬,则必不能敬;方丧乃思哀,则必不能哀。唯子张天资高,才力大,或可以临时取给,而敬与哀之来赴其思者,能令人见其有馀。乃即使其无不给矣,而一念以承祭而临丧,一念以思哀而思敬,则其所谓敬者,亦特不惰于仪容;所谓哀者,亦特不衰于哭踊。求夫所谓忾乎有闻,惝然有见,洋洋如在而绥我思成,皇皇如有求而不得,充充如有所穷,往如慕而反如疑者,我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则唯其务弘以执德,而不知存养夫大本之至一者以贞夫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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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德唯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今且于危执致命之德,于得执义德,于祭执敬德,于丧执哀德,以是为取之天下者各足,而效之吾心者各得其主,逐物意移而无以相成,猝至互起而无以相周,「德二三,罔不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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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于见危而致命,于得而思义,于祭而敬,于丧而哀,初非有本,而因事以执,以为肆应于无穷。方其因事而执也,岂果有得于心哉?亦曰道之于危当授命,于得当以义,于祭当敬,于丧当哀,道之当然者吾笃信之而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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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信吾心之所固有,而信以道之所已然,则亦耳闻目见,据一成之名法,而不知死生之理、取舍之衡、通神合漠之诚、恻怛根心之实,一率夫吾心不容已之天德;以舍其所自喻者而弗之信,则亦求诸人而不求诸己,执器以为道而不凝道以其德。虽云笃也,吾已知其痛痒相关之地,无有生死与共、寤寐勿谖之诚矣。是云笃者,必不得笃也。乃但规规然执一成之侀,拘其身心以取必于信,则其为贼道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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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子之于道,虽无或疑之也,虽未尝不率循之也,而穷变通久以曲成夫道者,则曰 「善道」。其于德也,虽不执一以废百也,虽扩充之而达乎天下也,而洗心藏密以复其性之德者,则必曰「笃信」。故道可弘也,而不用夫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唯笃吾所自信之德,而不徒信夫道,故患有所不避,而有时乎不死,以异匹夫之谅;非义所必不取,而有时不辞,以成上下之交。皆道之弘处。唯执德于未发之一本,以成既发之殊节,而不于已发之用弘者遍执以为德,则体一而用自弘,将不期弘而弘焉。故于祭不期敬,而洋洋如在者,相与为显承;于丧不期哀,而瞿瞿梅梅者,必自致而无之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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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倒行逆施,恃其才之可取给于俄顷,以浅量夫道之不过如是而别无可疑,乃执此仿佛乎道者以咸执为己德,曰吾之为德弘矣,非硜硜孤信其心者也;吾之于道无疑矣,非有所隐深而不可知者也。乃居德于弘,则正心诚意之不讲,而天下之大本以遗;自谓无疑于道,则格物致知之不用,而天地之化育,其日迁于吾前者,具忘之矣。此其所以为「子张氏之儒」,而「难与并为仁」矣。夫子尝告之曰「主忠信,徙义」。忠信以为主,无夸弘也;徙义则日新无固信也。而奈何其不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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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之为此者,则陈亮是已。固自许以能为有亡,而讥朱子之于德不弘,于道不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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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金银铜铁合为一冶」者,则「执德弘」之说也。其曰「君父之仇不报,则心于何正,而意于何诚」,是唯笃信道而不信德也。杂取侠烈事功,以尽皇帝王伯之藏,而嫚骂诸儒为无实,则「其可已矣,焉能为有亡」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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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季,与晚宋略同。士大夫渐染于功利之私者已深,特以先王之名教犹有存者,姑相与拟议以为道。其贤智之资,既行此以有馀,则虽日闻圣教而不能洗涤其习气。此夫子所以有「不行、不明」之叹。迨其后,鲁之小子,自幼学而受圣人之薰陶,则习气不能为之染污,是以夫子深取其狂简。狂则拔于流俗,而进取夫精义穷神之德,不拘于闻见所得之道,坦然信之而遽谓可已。简则择善于所独得之真以专致其功,而不逐物求理,随事察义,以自矜所得之富。故知子游、樊迟之所至,非子张所得问其津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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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疑子张所言,何以知其与朱子「量弘志笃」为不同。乃取其说而释之:曰「执」,则非量之谓也。曰「信」,则非志之谓也。志道笃可也,信道笃不可也。志道者以道为志,则有得于心,而所信亦德矣。故朱子之曲为救正者,非子张之所及也。使子张在朱子之门,且与陈亮等,而况圣门狂简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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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是两截语,勉斋、潜室俱作一句读下,其误不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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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紧在一「所」字。所存者,固有所存也,与元稿云「事皆有益」,意亦无殊。特以言「 事」不如言「所存」之该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熟」之有得者深耳。圈外注载二程夫子之言,前一条是「心不外驰」之意,第二条是「所存自熟」之旨,只此极分明。勉斋、潜室似说「心不外驰」则「存之自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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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存其理也,存学、问、思、志所得之理也。若空立心体,泛言存之,既已偏遗仁之大用,而于鸢飞鱼跃、活泼泼地见得仁理昭著者,一概删抹,徒孤守其洞洞惺惺、觉了能知之主,则亦灵岩三唤主人之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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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盖误认「在中」之义,以为不求仁而得仁,借此「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做个收摄身心的法,以消归其心,使之日有所用而不放。审尔,则是以此四者为敲门砖子矣。使其然也,又何必学、问、志、思之屑屑哉?运水搬柴,与拈一句没意味话头,吞不下、吐不出,死教参去,其以收摄此心,更为直截矣。程子所云「彻上彻下」,固自有意。如黄、陈之说,则道固不彻于下,直假此以消妄心,亦不能彻上也。悲哉!朱子没而门人乱其师说以叛即于禅,有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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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意,缘人之求仁者,或只在应事接物上寻讨,如子张等。则始于事物求仁,继且因应事接物之多歧,遂引著此心向功利上去,此外驰之粗者也。若其不然,则又空置此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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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向空洞无物处索见本体,因与高远无实之兴致相取,此外驰之精者也。粗者之入于害也易见,而其害犹浅。精者害愈深则驰愈甚,日日自以为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駸駸入于无父无君之教,载胥及溺而不自知。若能于此四者用功,不即与事物俱流,而实以与万事万物成极深研几之体,则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驰于仁外矣。而岂假此以闲制其心,如授球于狮子以消其悍鸷,使人欲不得而起之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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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所存」者,即存仁也,存仁之显诸事理者也,存夫所学所志所问所思之择乎仁而有得者也。盖心原以应事,而事必有其理。其事其理,则皆散见于文而可学也。博学而切问,则事之有其理者可得而见矣。笃志以必为,而又近思之以求体验之有得,则以理应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为功而不舍,则于仁之即吾身而具、即事理而显者,无不见焉。亦如此以为功,则所以体仁者皆得其实,固即此学、问、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而体之也,故曰「仁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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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此语,极是平实朴满,见得仁处,而深以戒夫枯坐观心、求之寂静而不知所止宿者。故明道言「彻上彻下」,其意亦谓即下即上,不当舍下而别求上。故将古今圣贤修道之教授学者,而使之深求焉,仁即此中而在,直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只在此中。其言十全警切,可谓体用俱彰。乃诸子不察,犹且立一存心为主,而以学、问、志、思为宾,则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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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志、思之外,别有仁焉,而不在其中矣。勉斋云「不可以为求此而得彼」,是也。乃又云「心常有所系著」,则显用释氏「系驴橛」之旨,夫且自言而自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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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说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博学、切问者,求知其理也。笃志、近思者,求其有得于心也。只此斩截作解,便与子夏之意合。「仁在其中」者,言仁本在所学、所志、所问、所思之中,于此体仁而力行之,则天理烂熟,存之于己,而不患其与仁相背矣。不然,或将外驰以求仁,而反失之身心事理之中,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通程、朱之微言,以求子夏之大义,尽于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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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于自欺」一「惮」字,意味极长。君子之不自欺,诚惮之也。谓之曰「过」,则虽在小人,于此一事亦不是立意为恶,而特偶然之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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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胸中原有一天理在,则自欺处直是倒缩将来,虽欲为之而力不任。故必发露出来,怕得要如此遮掩。小人良心已牿亡,胸中全无天理,而偏多颠倒回互之才,他看著首尾中外,原不消相应,盖覆得去便与盖覆,有何难之有!学者须教此心有惮于自欺时,方是天理来复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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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之以洒扫应对教其门人,其能习为之而即已通其所以然与否,今不可考,要之则似但习其文而未能。洒扫应对之所以然,其难于即见者,较之精义入神为尤甚。于此下学而上达,圣功之极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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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于此,分四层说:洒扫应对为事之小者,精义入神为事之大者,洒扫应对之所以然为理之小者,精义入神之所以然为理之大者。乃自初学言之,则事亦有其小大,理亦有其小大;而自上达言之,则事自分小大而理一贯也。以此如实求之,则未至乎上达、一贯之极致者,固不得执洒扫应对之所以然,为即精义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括天下之理。洒扫应对之所以然,终是不过如此,便说慎独,也只是慎此洒扫应对之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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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抹去下者一节,作无理之事,固是不识天理之全体。朱子又虑人却拈著者洒扫应对之形而上者以为至极,而以之贯天下之道,则其害之浅者,有致远则泥之忧,其害之深者,且如释氏之运水搬柴为神通妙用,将视天下之事,除取现前更无有法,而君子之以弥纶参赞乎天地者尽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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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扫应对,形也。有形,则必有形而上者。精义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则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诗书礼乐之大教,皆精义入神之形也。洒扫应对有道,精义入神有器。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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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以此言本末,于义为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则异是,以大且精者为本,小且粗者为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则理一也,而亦未尝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则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时,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为成,安得谓大且精者为小者之本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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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即摄小且粗者而共为本末,故曰大小精粗,俱学者所不可遗之事。而以小子质性之不齐,姑且使修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尽,而以渐得其理,然后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熟,扩充有自,则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学矣。合小大精粗而皆习其事,所存既熟而心不外驰,则夫洒扫应对之所以然可得而见也,精义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见也,洒扫应对之所以然,与精义入神之所以然,其即下学即上达、一以贯之者,夫亦可得而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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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有大小精粗之分,于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于大小精粗之分,而又有大小精粗之合。事理之各殊者分为四,一、事之粗小,二、事之精大,三、粗小之理,四、精大之理。与理之合一者为五,粗小之理即精大之理。此事理之序也。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如夫子之告曾子。此立教之序亦有五焉,而学者因之以上达矣。子夏立教之序,其意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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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事因理立,则理即事在。是方其初学之时,有所事于事,即其有所事于理。而如程子所云「慎独」者,则彻上彻下所共用之功,则虽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与合一之理,亦既在焉。是故迨其豁然贯通之后,则已知吾向之所有事于粗小之形而下者,皆以获左右逢原之乐也。此则程子所以深信圣道之诚然,而朱子所以辟鹅湖之邪说,以抑子游末有本无之偏词也。合集注、语录观之,自当为分析如此。勉斋、双峰之说,治乱丝而益纷之,芟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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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上说,则洒扫应对之授全体于天则,与精义入神之有其天则,一也。而学者之以慎独为要,则慎之于洒扫应对,与慎之于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亦一也。于知上说,则精义入神之形而下者大,其形而上者精;洒扫应对之形而下者小,其形而上者粗。自非圣人一以贯之,则知之者实各有所知,而不可以此通彼。子游欲于知上统一,而以本贯末,故误。程子推子夏之意,于知分次第,教者但能教人以知;行则存乎其人,非教者所可传。而所以行之者一,则虽有次第,而非洒扫应对之得末而丧本也。如此看来,乃有分疏,有津涘。双峰说慎独处大错,云峰辟之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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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学者言,则不问其仕之优不优,固不可不学也。当云「学而优方仕」,不当云「 仕而优则学」。为不仕无义者言,则亦当以分义责之,非徒以学优之故,须急售其所学也。或问「各有所指」,庆源分已仕、未仕说,自与集注「当事自尽」之说恰合,馀说俱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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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致与尽己不同。尽己者,尽己之所当尽也。自致者,尽乎用情之极致也。南轩添个 「推是心」一层,胡氏又云「非专为丧礼发也」,则欲人以所致于亲丧者,施之于疏远之人、平常之事,此二本而无分矣。亲其邻之赤子若亲兄子然,且不可,况以终天之憾,移诸人之疏、事之小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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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于事父以事君,敬同而爱且不同。兄弟之服期,而其仇仇也但不与同国。因其所当与者,称中心之则而无所吝,即尽己之忠矣。安得以执亲之丧者概施之?即至于父母之养,而犹不足以当大事,唯其为可继也。则世之埋儿、割股者,皆为已甚。夫子说个「人未有自致」,具显理一分殊之义。于此不察,将有如释氏之投崖饲虎者,而大伦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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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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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注云「理之在事而无过不及之地也」,乃自已用中后见得恰好如此,非天下事理本有此三条路,一过、一中、一不及,却撇下两头,拿住中闲做之谓。中者,天之德也,天德那有不周遍处!无过者,消熔著世之所谓过而皆无之也。无不及者,本皆至极,自无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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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言择,但云「择善」,不云择中。俗儒不省,便向者里捏怪义,分中、过、不及为三涂,直儿戏不成道理。看中庸说择之之功,只学、问、辨、思、笃行,己千己百而弗措,何曾有拣选不错,孤孤另另一条蓦直去意!朱子云「凡物剖判之初,且当论其善不善,『 惟精惟一』,所以审其善不善」,非精一以求中也。又云「精则察夫二者之闲而不杂也」。所云「察夫二者」,人心、道心之分而已,岂择于过、不及与中三者之闲哉?无已,则将云过不及便是人心。夫不及者,亦从事乎理而不逮,既非人心之陷溺者比。抑既为人心矣,其视道心有云泥之隔,而安能有过于道心者乎?圣贤于此,只在人欲净处得天理之流行,原不曾审量彼此,截过补不及,而作一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之则。朱子云:「后面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皆是恰好的事。」如此数者,岂有过在一头,不及在一头,而此居其中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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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西南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前后左右。河图中宫十、五,已括尽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内。帝王用之,大而大宜,小而小宜,精而精宜,粗而粗宜;贤者亦做不到,不肖者亦做不到;知者亦知不彻,愚者亦知不彻;参天地,质鬼神,继前王,俟后圣,恰恰好好,天理纯至,而无毫发之闲缺,使私意私欲得以相参用事而不足于大公至正之天则。故曰「皇极」,曰「至善」,胥此中也。不及者自画于半涂,而过者岂能越之!非圣人之独为其难,以理本应尔,更无过、不及旁开之辙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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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自后人观之,而以小康之世、中材之主较之,则有不及者焉,因有过夫不及者焉;有过夫不及者焉,因有不及夫过者焉。是以可即其类而名之曰过、曰不及。而帝王之所执以用于天下者无是也。故既无不及也,而抑非过夫不及者也,因可赞之曰此无过、不及之德也。而乃以恰称乎理,则亦以知理之在事者,固有此无过、不及之地,而非过、不及者之所得企而及也。俯而就,但以情言,不以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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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过、不及」一「无」字,是尽情之词,非本有而为无之,亦非此无而彼有,只是从来没有意。既无其实,即无其名。无其名又说个过、不及,是从世俗上借来反勘底。若大中之为道,其无过、不及也,犹人之无角无尾,更不待言也。先儒缘不为之文句以反形之,则初学不知,故就其从来所本无,向后所必无,而斯道不行不明之世,则有此两种互相讥非之名,因取而形之曰无此也。如以禽兽拟人,而谓无角与尾,虚立之名以彰其不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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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者谓不及者不及,不及者谓过者过,故夫子亦就师、商二子所互相非者以言之。其实,则只是差错了。无论道必无可过,过者终未尝已经过乎道而又越之;即不及者之于道,亦全未有分在。如访人于百里之外,至五十里见似其人者,而遽谓得遇焉,既终非所访之人,则并此所已行之五十里,都成枉步,只如一步也不曾行得相似。云峰诸子固未足以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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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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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山云「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此语亦该括不下。向圣贤言语中寻一句作纽子,便遮蔽却无穷之理。以此为学,博约之序已迷;将此释经,纰戾不少。到不可通处,又勉强挽回搭合去,则虽[与]古人之精义显相乖背,亦不惜矣。
193
如将「正人心」三字看得阔,则尽古今有德者之言,谁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独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为据,则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于杨、墨之邪而不正也,故以距杨、墨者正之。七篇之大义微言,岂一一与杨、墨为对垒哉?孟子说心处极详,学者正须于此求见吾心之全体、大用,奈何以「正人心」「心」字盖过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则是仁义充塞后,邪说之生心者尔。若大学言「正心」,自是天渊。大学之所谓心,岂有邪说害之?其云正,亦岂矫不正以使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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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夹身与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修,而未介于动,尚无其意者也。唯学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后此心之体立,而此心之用现。若夫未知为学者,除却身便是意,更不复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则其为心也,分主于静,而见功于欲修之身,较孟子所言统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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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则亦「道性善」之旨。其既言性而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则以性继善而无为,天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动,人之德也。乃其云「存」 ,云「养」,「苟得其养」。云「求」,则以心之所有即性之善,而为仁义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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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动,故曰仁义之心也。仁义者,心之实也,若天之有阴阳也。知觉运动,心之几也,若阴阳之有变合也。若舍其实而但言其几,则此知觉运动之惺惺者,放之而固为放辟邪侈,即求之而亦但尽乎好恶攻取之用;浸令存之,亦不过如释氏之三唤主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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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切须认得「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据了,却忘其所含之实。邪说之生于其心,与君心之非而待格谓之心者,乃「名从主人」之义。以彼本心既失,而但以变动无恒,见役于小体而效灵者为心也。若夫言「存」,言「养」,言「求」,言「尽」,则皆赫然有仁义在其中,故抑直显之曰「仁,人心也」。而性为心之所统,心为性之所生,则心与性直不得分为二,故孟子言心与言性善无别。「尽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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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龟山之语病,诚有如朱子所讥者。龟山于此言心、言性,以辟欧阳永叔无本之学,亦诚有功斯道。然其歧心与性为二,而以邪说者蔽、陷、离、穷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之心,又浸入于异端觉了能知之说,则甚矣言道者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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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分「心之德」、「心之制」为体,「爱之理」、「事之宜」为用,如此读先贤文字,只在他光影边占度,何曾得见古人见地来!朱子为仁义下此四语,是札心出血句,亦是笼罩乾坤句,亘古今之所未喻,与彼说出,却以体用发付去,卤莽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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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性便是体,才说心已是用。说道便是体,才说德便已是用。说爱是用,说爱之理依旧是体。说制便是以心制事,观朱子利斧劈将去之喻自见。利斧是体,劈将去便则是用。如何不是用?说宜是用,说事之宜便是体。事是天下固有之事。乃其大义,则总与他分析不得。若将体用分作两截,即非性之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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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唯无性之物,人所造作者,如弓剑笔砚等。便方其有体,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后用著。仁义,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体用乎?当其有体,用已现;及其用之,无非体。盖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故曰「天地絪縕,万物化生」,天地之絪縕,而万物之化生即于此也。学者须如此穷理,乃可于性命道德上体认本色风光,一切俗情妄见,将作比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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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仁之馀,智者义之归」,此如说夏者春之馀,冬者秋之归一般。以天道言,则在变合之几上说,却不在固有之实上说。故可云夏者春之馀,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馀;可云冬者秋之归,不可云水者金之归也。太极图说注中分五行次序作两支,一、水火木金土。一、木火土金水。学者须与他分明。孟子此所言仁义,大都在发用上说,故朱子得以其馀者归统礼智。若以固有言之,则水火木金土之序,以微、著为先后。而智礼,文也;仁义,质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质者迹微而撰著:则固并行而无衰王之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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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七篇不言礼,其言乐也,则云「今之乐犹古之乐」,此语大有瑕。大率多主质家之言,是他不及孔子全体天德处。颜子亲承孔子,亦不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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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轩以「而已矣」与「何必」之辞为斩钉截铁,大不解孟子语意。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如何说得「亦有」?当云「唯有」。利,则世主嗜杀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关头,切须痛戒,如何但云「何必」?当云「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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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问利处婉转说入,言即欲利国,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而后为利也!此与夫子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一例。仁义,自大不遗亲,不后君,而无篡夺之祸,自是落尾一段功效。故虽以浅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锢之非心,以引之当道。实则天理、人情,元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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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从大纲看来,亦不妨如此说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缓其词。学者读此,于天理、人事合一无偏枯,固须看透;然不可煞认他言之已及,便谓圣贤之斩钉截铁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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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说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乱,却须补说君子为仁之本。孟子于此说仁义,只说得有子前半段,总缘他对梁王一派下根人语故尔。学者须知有向上事,不可抛下一截,说此是斩钉截铁处。然非孟子之姑示浅近而变其彀率也。繇其已言,达其所未言,则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一段蕴奥,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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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谓「麋鹿鱼鸟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见文王之德被万物」,如此弄虚脾语,于义何当?书言「草木咸若」,谓阴晴得宜,生杀得正尔。若麋鹿鱼鸟在囿中者,原不关人主之德。桀台池中之鸟兽,其濯濯鹤鹤也,必较灵囿而更盛。汉武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岳,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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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乐其有麋鹿鱼鳖」,在百姓称道他濯濯、鹤鹤、攸伏、于牣处,写出文王一段可乐情景。不然,则将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说他有,说他肥,便似眼中荆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乐哉?因治乱而异情尔。孟子此等说话,全是撇开物理,向大处说,与嵇康 「声无哀乐」意相似,故抑曰「今乐犹古乐」。拘拘者乃随执一语,便求义理,然则说太王 「爰及姜女」,亦将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则迁国时各自逃生,不相收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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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勿轩谓孟子独惓惓于齐、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国为□□之后,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悲哉斯言!□□□□已。乃以论孟子之与秦、楚,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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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翳之后,楚祝融之后,先世皆有元德显功,而为先王所封建之国。孔子以楚僭称王,故明「民无二王」之义,而号举「荆人」,贬之为夷耳。至于战国,则齐、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则诗列之十五国,而书与鲁并存。如云二国地界戎狄,则秦既周之故都,而江、汉为二南风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见诸侯」之义。齐、梁之币交相及,则义可以见;秦、楚未尝相为知闻,则不得蹑屩踵门,如苏、张、范、蔡之自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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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还他本旨,分外增入,说虽可观,必有所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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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杀人,自在人欲之外。盖谓之曰「人欲」,则犹为人之所欲也,如口嗜刍豢,自异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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