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锥指卷06》[View] [Edit] [History]

1	○淮、海惟扬州：
2	［《传》曰：北据淮，南距海。渭按：海岸虽自东北迤西南，而《经》云「东渐于海」，则青、徐、扬之海，皆主东言可知也。《传》于青兼言北，既为失之。而于扬专言南，则失之愈甚。《通典》曰：扬州北距淮，东南距海。旧曰南距海，今改为东南。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扬州之地。案《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且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此近史之误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为东南，视《传》为优。其所距者，即秦、汉南海郡之揭阳县，唐潮阳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极东界为揭阳县，王莽改县曰南海亭。盖至此始为南海，而揭阳以北犹为东海。故知扬州之海，《经》亦主东言也。］
3	黄文叔云：扬州吴、越之域，地尽南海，皆扬土也。杜佑分岭南为古南越，以为非《禹贡》九州之域，何所据依哉。《禹贡》冀北界标碣石而著岛夷，则地穷沙漠，凡今云、朔、燕、蓟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扬南界表海而著岛夷，则地穷涨海，凡瓯、闽、交、广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是盖声教所暨，闻盛德而皆徕臣，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内而非《禹贡》九州之域者。渭按：《说文》：说文：岛，海中有山，可依止也。云、朔、燕、蓟、瓯、闽、交、广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谓之岛夷？且云、朔、燕、蓟，杜氏已列在冀域，瓯、闽亦列在扬域，独交、广为南越耳。交、广南距海，谓海内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极，匈奴为北海内地，西域三十六国皆西海内地，岂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駰《史记集解》于「略定扬越」下引张晏曰：扬州之南越。而晋《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属扬州，取交趾以为名，虞之南极也。二说相承已久，习非不悟，今驳正如左。
4	古有百越之称。一在《禹贡》扬州之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东越列传》：秦并天下，废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以其地为闽中郡是也。一即南越，又名扬越，在五岭之南，扬、荆、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是也。汉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徐广曰今侯官。》又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此皆句践之后在扬域，《地理志》以会稽为吴分者是也。《战国策》：蔡泽云吴起为楚南收扬越。《史记》《吴起列传》：楚悼工时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传》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汉立尉佗为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汉既平中国，而伦能集扬越，以保南藩。贾谊《过秦论》云：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龟错土书云，扬粤之地，少阴多阳，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严安上书云：秦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此百越即扬越，秦时号陆梁地。《地理志》以苍梧、郁林、合浦、交耻、九真、南海、日南为粤分者是也。扬越犹于越、闽越、骆越之类，字义古无可考。安见为扬州之南越邪？自张晏倡为此说，而颜师古、张守节皆从之。师古曰：本扬州之分，故云扬越。守节曰：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扬越。学者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于九州之外，别列南越，且云岭南邻接荆州，不当舍荆而属扬。今按两广舆图，唯南雄、韶州、广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扬州之徼外，而自肇庆以西至浔州，绵地千馀里，皆在古荆州之徼外，南宁以西至安南，则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扬地不当斗入西南数千里。据《后汉献帝纪》，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并荆州、益州。则南越纵在九州之域，亦当分系荆、梁。张晏，魏人，乃不谙故事，而以南越专属扬州，又误中之误。《太康地志》虽有交州本属扬州之说，然沈约、萧子显撰宋齐《州郡志》，并不言交、广为《禹贡》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晋书》，始据《太康地志》于交、广二州直书曰《禹贡》扬州之域，而其说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以为北横大漠，南阻五岭，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从《晋书》。至杜氏于九州之外，别列南越，颇协经义，而世犹不信。愚请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齐为营。今五岭横绝南北，曷不分扬之南境，自为一州。冀州南北太广，分卫为并、燕以北为幽，今扬南之广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后世交、广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于十有二乎？近史之误明甚。它如南交之宅，交耻之抚，苍梧之崩，韶石之奏，传记淆讹，贻惑后人，尤不可以无辨。详见《朔南暨》下。
5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尔雅》云江南曰扬州。盖视夏之扬为小。然其西又得《禹贡》荆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导水》文，汉至大别入江，而《尔雅》云汉南曰荆州。盖汉水之名至大别山而止，其曰汉南者，谓大别以西、汉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谓大别以东、江水之南也。荆、扬之界当于此分。然则殷扬州之境，缩于北而赢于西，与夏之扬广狭适相当矣。《周礼》东南曰扬州，其薮泽川浸不殊于《禹贡》，特未知与股制异同如何耳。
6	扬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时可考者，蓼、六、越、楚、吴、蒋、弦、黄、舒、宗、巢、舒庸、舒鸠、英、桐、锺离、朴，凡十七国。战国时，初属越，后楚灭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会稽、闽中、南海。汉复置扬州。后汉、魏、晋并因之。唐为淮南道之广陵淮阴、锺离、寿春、永阳、历阳、庐江、同安、蕲春、弋阳等郡，江南东道之丹阳、晋陵、吴郡、吴兴、馀杭、新定、新安、会稽、馀姚、临海、缙云、永嘉、东阳、信安、建安、长乐、清源，漳浦、临汀、潮阳等郡，江南西道之像章、鄱阳。浔阳、临川，庐陵、宜春，南康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无可更定者。以今舆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则江宁、扬州、庐州、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广德三州，其凤阳府则凤阳、临淮、定远、寿州、霍丘、盱眙、天长，淮安府则山阳、盐城，河南则汝宁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广则黄州府之罗田、蕲水、蕲州、广济、黄梅，广东则潮州府，皆古扬州域也。
7	淮水自今河南汝宁府息县南东流，经光山县北，是为扬域。又东经光州北，又东经固始县北，又东北经江南凤阳府颍州北，又东经霍丘县北、颖上县南，又东经寿州北，与豫分界。又东北经五河县东南，又东经泗州南、盱眙县北，又东北经淮安府清河县南，又东经山阳县北，又东经安东县南，而东北注于海，与徐分界。
8	海自山阳东北，折而东南，历盐城、兴化、如皋县东，又南至通州东，为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则大仓州也。自州东，又东南历上海县、金山卫东，又南历浙江镇海、象山县，折而西，历宁海县东，又西南历黄岩、太平、乐清、瑞安、平阳县东，又南历福建福宁州东，又西南历罗源、连江、长乐、福清县东，又西南历莆田、惠安、同安县南，又西南历海澄、漳浦、诏安县东南，又西历广东澄海县南，又西至潮阳县南，扬州之海于斯极矣。昔周置王命召公平淮夷，帅师自江、汉循流而下。故其《诗》曰：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者，淮南之夷。南海即扬东南所距之海。韩退之《南海神庙碑》云：广州治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谢上表》云：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此揭阳之海也。《诗》所谓「至于南海」者，亦至揭阳而止耳。岂必逾岭以至番禺哉！左传：僖四年，楚子使屈完言于齐侯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注》云：楚界犹未至南海，因齐处北海，遂称所近。盖夸大之辞。其襄十三年，子囊述共王之德曰：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征与处不同。盖楚至悼王时，吴起为楚南收扬越，楚地始逾岭而濒南海，共王则征之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辞。
9	扬之南界，《经》无可见。据《通典》以潮阳隶古扬州。盖自江西大庾岭东南，群山帛互，以达于广东潮州府之揭阳，即扬之南界也。大庾岭在南安府大庾县南八十里，南接广东南雄府保昌县界。《水经注》以为五岭之最东，亦名东峤。《汉书》谓之塞上。南越相吕嘉破汉将军韩千秋于石门，送汉节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后汉志》名台领山，唐以后又称梅岭，其西为聂都山，赣水所出，与湖广郴州宜章县接界。裴渊《广州记》曰：五岭，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也。此与《水经注》小异。桂阳即骑田，而无都庞，有揭阳。颜师古云：岭者，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盖依裴氏。五岭讫揭阳。揭阳山一名揭岭，在今揭阳县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兴宁、海丰二县界，山南揭阳故城汉县也。今西自越城、骑田、萌渚陂陁相属，直趋大庾岭，又循脊而下，东包揭阳，属之海堧，与江西、福建分险。唐一行所谓「南戒山河至衡阳，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以限蛮夷」者是也。星传谓南戒为越门。
10	扬之西界，《经》亦无可见。今据《通典》所隶郡县约略言之。盖自河南光山县与际分界，其南为湖广之罗田、蕲水、蕲州、广济，逾江而南，则为江西之瑞昌，又西南为武宁、宁州、万载、萍乡、永新、永宁，又东南为龙泉、崇义、大庾，皆与荆分界处也。
11	○彭蠡既猪，阳鸟攸居。雩都县下云：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又鄱阳有鄱水，馀汗县有馀水，艾县有修水，南城县有盱水，建城县有蜀水，宜春县有南水，南壄县有彭水，又长沙国安成县有庐水，皆入湖汉水。湖汉水与豫章水源异而流同，故《志》并云入江。彭水即像章水之上源，非有二水。是湖汉、豫章与鄱、馀、修、盱、蜀、南、庐为九水也。《水经注》则湖汉、豫章总谓之赣水。其言曰：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一名豫章水，东北流迳南野县北，又北迳赣县东，右会湖汉水。又西北迳庐陵县西，庐水注之。又东北迳石阳县西，又东迳其县南，又东北过藻平县南，又东北迳新淦县西，牵水注之，又与淦水合。又北迳南昌县西，盱水注之，又与浊水合。又北迳县城西，又东北迳郡北为津步，又北迳龙沙西，又北迳椒丘城，又北迳鄡阳县，馀水注之，又与鄱水合，又有僚水入焉。又北过彭泽县西，循水注之。赣水总纳十川，同凑一渎，俱注彭蠡，而北入于江。以今舆地言之，赣水自湖广耶州宜章县流入江西，崇义县界，历上犹、南康、赣县、。万安、泰和、庐陵、吉水、永丰、。峡江、新淦、清江、丰城，至南昌入彭蠡湖，又北历星子、都昌、德化、湖口，注于大江。春夏时，彭蠡浩荡无涯，及乎霜降水涸，则颌川如带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称。郑康成说三江云：右会彭蠡为南江。《南史王僧辩传》，陈霸先自岭南起兵讨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赣水谓之南江。唐张九龄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兴郡路》诗，又《自豫章南还江上作》云：归去南江水，磷磷见底清。豫章水之为南江，其来已久，非宋人臆说也。
12	林少颖云：治水下言「阳鸟攸居，九州无此例。古之地名取诸鸟兽，如虎牢、犬丘之类多矣。《左传》：昭二十年，公如死鸟。《杜注》云：死鸟，卫地。以是观之，安知阳鸟之非地名乎！郑有鸣雁，在陈留雍丘县，汉北边有雁门郡，皆以雁之所居为名。阳鸟意亦类此。盖雁之南翔所居，故取以为地名。渭按：此当与「桑土既蚕」，「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阳鸟为地名，终无根据，影响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13	金吉甫云：禹猪彭蠡，其旁地为芦苇，以备浸滛，故阳鸟居之。如汉筑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滥，其后民颇居作其间，故河水涨溢之时，动成漂没。以此知神禹废彭蠡之滨，以居阳鸟，其为民防患之意盖深。渭按：此说近理而实不然。鸿雁之居，以近水远人为得所。《易》渐之初六日鸿渐于干，六二曰鸿渐于磐，皆近水地也，故吉。九三曰鸿渐于陆，则失其所矣，故凶。横流之际，彭蠡入江处，必有淤氵殿，泽水弥漫，冬夏不殊，鸿雁之来，唯可陆居。及禹疏浚之后，下流通利，因为陂以障之。水潦大至，亦不过抵陂而止。背秋涉冬，则两涯涸如平野，苇花芦叶，到处可栖矣。想禹治彭蠡功毕，适当鸿雁来宾之候，故因所见而纪其事。阳鸟攸居，正在陂中，霜降水涸，自成芦苇之区，非禹特废其旁地以为芦苇也。渭按：苏氏三江之说，人或疑之。及阅徐坚《初学记》引郑康成《书注》以证三江曰：左合汉为北江，右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与南北合，始得称中也。始知苏氏所说，东汉时固已有之。马中锡云：斯言也，百世以俟圣人可也。］
14	金吉甫云：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东偏莫大于震泽，二患既平，则扬之土田皆治矣。故特举二泽以见扬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险，浙亦山溪，计不劳施功，故馀不害也。
15	《禹贡》三江之不明，误自班固始。《汉志》会稽吴县下云：南江在南，东入海；毗陵县下云：北江在北，东入海，此即南江之源委。过郡二，谓丹阳、会稽也。其在吴县南者，即吴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馀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误以松江当之耳。《水经》：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至石诚县，分为二，其一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其一为南江。南江东与贵长池水合，又东迳宣城之临城县南，又东合泾水，又东迳安吴县，又东旋溪水注之。又东迳宁国县南，又东迳故鄣县南、安吉县北，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又东至会稽馀姚县东入于海。今按大江自西南来，至石城枝分为分江水，至馀姚入海。又东北流，至芜湖枝分为永阳江，由吴松入海。其经流则东迳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谓之北江，石城、馀姚最南，故谓之南江；芜湖、吴县居二江之中，故谓之中江。虽与《禹贡》《导江》之义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与郭景纯之松江、浙江，源异而流则同也。盖中江贯震泽，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复析为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泄入具区者，乃枝流，而东至馀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郦元恐违《汉志》，反以历乌程县南者为枝流，而中江尽于荆溪，南江即是吴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16	郦道元云：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东迳石城县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贵池水皆在贵池县西，贵池水入江处，名曰贵口。盖分江之流，久已中绝，故其水还注于江。而自湖口以东，历乌程县南，通馀姚与浙江合者，其故道亦无可考。盖从乌程县南以东达馀姚，则必经今归安、德清、石门界中，至海宁由浙江以入海。海宁地独高，境内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沪渎不通，尝欲穿渠引吴兴之水，以泻浙江，而功卒不立。盖水陆就下，地势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时，吴、越以人力为之，易致壅塞，历世久远，不可得详。而南江即分江水，与松江之非南江，则固可以理断也。
17	《汉志》中江出芜湖西南者，即今芜湖之县河，高淳之胥溪，溧阳之永阳江，宜兴之荆溪也。汉、魏间，芜湖水已不复东，故《水经》有北江、南江而无中江。韩邦宪《广通坝》《考》曰：广通镇在高淳县东五十里。世所谓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阳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广德及大江水，东连三塔湖、长荡湖、荆溪、震泽，中有三五里颇高阜。春秋时，吴王阖庐伐楚，用伍员计，开渠以运粮。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盖由此道。镇西有固城邑遗址，则吴所筑，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而汉、唐来言地理者，遂以为水源本通。《汉书地理志》云：中江出芜湖县西南，至阳羡人海。《后汉书郡国志》云：中江在芜湖县西。孔颖达《书义疏》亦引汉史为证。盖皆指吴所开者，为《禹贡》三江故道耳。邦宪字子成，高淳县人。嘉靖乙未进士，官屯田员外郎，著为此论，真前人所未发。或曰胥溪为吴开，出何典记？曰：《河渠书》云：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盖通江于淮，即夫差所开之邗沟，通湖于江，即阖庐所开之胥溪也。韩氏之言信而有徵矣。石城分江水亦是此类。古时大江与震泽元不相通，安得以后世凿引之枝流，当《禹贡》三江之二哉。
18	《越语》：子胥曰：吴之与越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韦昭注云：三江，松江、钱唐、浦阳江也。言此二国之民，三江绕之，迁徒非吴则越也。又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邪？三江亦当从韦解。然此但可以解《国语》耳。禹合诸侯于会稽，事在摄位之后。治水时，浙江并未施功，安得以此为《禹贡》之三江乎！
19	《水经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纯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愚谓以此当《国语》之三江，更长于韦。何也？《汉志》毗陵县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是岷江正环吴之境，而韦独遗之。郦元云浙江于馀暨东合浦阳江。是浦阳、钱唐浑涛入海，而韦强分为二，故以岷江易浦阳较长也。然终不可以释《禹贡》。盖松江乃震泽之下流，而浙江则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为中江，浙江为南江，与《导水》之文相背戾。归熙甫《三江论》主景纯说，吾不敢以为然也。舍康成、子瞻固无可从者矣。
20	《职方氏》：荆州曰其川江、汉，扬州曰其川三江。此正与《禹贡》同。盖荆州未会彭蠡，故但称江、汉；及至扬州，则江、汉与彭蠡参会，故有三江之目。二《经》若合符节，或因《职方》与五湖连举，又《班志》以芜湖之中江、吴县之南江为扬州川，遂以三江口当之，大非。
21	《水经注》：松江上承太湖，东迳笠泽，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别为三江、五湖，虽称相乱，不与《职方》同。庚仲初《名杲之，南齐人。}}《扬都赋》注曰：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三江口者，始见于《吴越春秋》。郦氏固云不与《职方》同，诸家亦未有以此当《禹贡》之三江者也。唯陆德明《释文》于「三江既入」下引《吴地记》，与仲初说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说。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泽，震泽之东别有松江等三江。案《职方》扬州宜举州内大川，其松江等虽出震泽，入海既近。《周礼》不应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记松江等小江。此言良是。其后张守节解《夏本纪》，始以三江口为言。至《蔡传》则排弃苏氏而专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寻其故，盖自唐以后吴越间为财赋之薮，及五代时，钱鏐保有此一方，微敛颇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元佑中，宜兴人单锷著《吴中水利书》，以浚松江为第一义。南渡都临安，仰给于浙西者尤重。时人熟见习闻，遂觉扬州之水，无大且急于松江者，而以为禹时亦然。因专主仲初之说。元、明以来，浙西之财赋甲于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吴中水利者，皆引《禹贡》以自重。《蔡传》又立于学官，为士子所诵习。于是扬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当之。而康成、子瞻之书，弃如粪土矣。
22	杨慎曰：《禹贡》之三江，当于上流发源求之。徐铉注《说文》云：江由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浔阳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经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崃山，南江水所出也；居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发源于蜀，而洼震泽。《禹贡》纪其源而及其委耳。今按：《说文五音韵谱》无江出岷山等语。唯黄氏《韵会》「江」字引《释名》下有「徐按」云云，与此同。盖出铉弟锴《说文系传》，非铉语也。如锴所言，则南江与扬全无交涉，安得书「三江」。其所引《山海经注》，即《江赋》所谓「源二分于居、崃」者也。《山海经》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岷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是又一三江矣。要皆在粱州之域。用修，蜀人，欲举扬州之三江而移之蜀，乃云当于上流发源求之。不知三江以会彭蠡得名，故特书于扬。若发源之三江，曷不于梁书之。且东为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修其忘诸乎，谓智注震泽，尤谬。丹铅著述，大抵如此。陈晦伯之《正杨》所以作也。
23	《蔡传》云：苏氏三江之说，若可依据。然江、汉会于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后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馀里，而后入海。不复可指为三矣。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邪！渭按：江、汉合彭蠡，谓之三江。《经》纪其合，不纪其分也，何必更指为三。苏氏味别之说，自予人以可攻之隙，然误亦有所从来。《唐书》许敬宗为高宗论济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苏说本此，非出自陆羽辈也。
24	《蔡传》又云：或曰：江、汉之水，扬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贡》书法。费疏凿者，虽小必记；无施劳者，虽大亦略。江、汉荆州而下，安于故道，无俟浚治，故在不书。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备言之，是亦可以互见矣。此正《禹贡》之书法也。渭按：禹治水，先扬而后荆。唯扬之三江既入，故荆之江、汉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荆州固备言之，是亦可以互见，不成颠倒邪。《禹贡》所纪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怀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东，岂无泛溢。剖判之后，未经疏凿，其人海处亦必多潮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谓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则大江不与焉。遂以为无施劳者，虽大亦略，其可信乎。
25	三江，孔颖达主班固，陆德明兼举韦昭、顾夷而无所专主。蔡沈主庾仲初，归有光主郭璞，是数者馀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烦，可以折聚讼之纷纷者。富顺熊过云：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窃谓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为江，北方流水通呼为河。故传记多随俗之称。而《禹贡》则无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众，不可胜名，则总其数而谓之河，九河是也。众水之会而入于江者，混为一川，大小相敌，则亦总其数而谓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漯亦河之别，而不名河，江之别曰沱，汉之别曰潜，则其名有所不轻与矣。而况松江为震泽之下流，钱唐、浦阳之出自浙东者哉。夫江、阿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犹吴、楚僭王，《春秋》之所诛绝也。《禹贡》、《职方》岂有是与！总之，三江纪其合，不纪其分。苟以派别者当之，则必与导水之义有碍。故或以为错误，或以为衍文，而圣经亦不足信矣。诸说唯苏轼同郑康成为无病，以其非异派也。先儒曾文、程必、易祓、夏僎、程大昌、黄度、陈普、王充耘皆主苏说，近世《蔡传》单行，而郑晓、周洪谟、马中锡、邵宝、张吉、章潢、郝敬、袁黄亦以苏说为是。此心此理之同，终不容泯也。《传》曰三卿为主，可谓众矣。有诸君子以为之证明，吾何惧而不从乎。
26	［丁晏曰：夫《禹贡》水道之大者，莫如三江、九江。《锥指》于三江取苏子瞻说，复引郑康成注「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以证苏说之确。案此非《郑注》也。东樵所引郑说本徐坚《初学记》引郑玄、孔安国注。今考《正义》引郑云「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东入海」。是郑意江分彭蠡为三，与《初学记》所引不合，则知徐坚所引非郑君之注也。又三江，《孔传》云「三江已入，砥定为震泽」；北江，《孔传》「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亦与《初学记》所引不合。然则徐坚所引非《郑注》并非《孔注》也。惟《导江》《孔传》云「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又引郑云「东迤者为南江」，徐坚因此造为北江、中江、南江之说。缘饰己意，冠以先儒之名，类书中往往有之。东樵据《初学记》而不考《正义》，以为《郑注》，此误之甚者也。且三江莫确于《班志》，于会稽那吴下：南江在南，东入海。毗陵下：江在北，东入海。丹阳郡芜湖下：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中江、北江并同班说。《沔水注》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东，迳吴国南为南江。案《地志》于石城下、吴下，江水入海分为二，道元融贯为一。盖以石城为南江之始，吴县为南江之委正与班氏相证明也。司马彪《续郡国志》、盛弘乏《荆州记》、徐锴《说文系传》悉依《班志》，不独唐孔氏《正义》也。东樵独取郑说，即使真出康成，亦未见其有当，况非康成注乎。］
27	《孔传》云：震泽，吴南太湖名。《山海经》：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注》云：太湖也。《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曰具区。《注》云：具区，今吴县西南太湖，即震泽也。今按：《周礼》扬州泽数日具区。班固以为即震泽。盖泽自吴西南境，东出为松江，一名笠泽，在今吴江县界，北去吴五十里。《水经注》云：笠泽在吴南松江左右。《国语》：越伐吴，吴御之笠泽，越军江北，吴军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为太湖则误矣。《越绝书》曰：太湖周三万六千顷。《水经注》引韦昭曰：方员五百里。卢熊《苏州府志》引颜真卿《石柱记》曰：四万八千顷。王鏊毙《姑苏志》曰：东西二百馀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苏、湖、常三州。今按：苏之吴、吴江，湖之乌程、长兴，常之宜兴、武进、无锡，此七县者，皆濒太湖。杨修《五湖赋》云：头首无锡，足蹄松江，负乌程于背上，怀大吴以当胸。数言可作图经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夫椒山、胥毋山、大雷山、小雷山、三山，其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由常州之百渎以下，西南有苕、霅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漊以入焉。百渎在宜兴者七十四，在武进者二十六；七十二漊在乌程者三十八，在长兴者三十四。皆所以宣通脉络，杀其奔冲之势，而归于太湖者也。其下流为松江，江水东北流，岐分为三江口。《史记正义》云：震泽在苏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馀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松江东历夏驾浦，又东为青龙江，至南跄浦口入海。而太湖枝津，则有昆山之刘家河，常熟之白茆港，两县境中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扬子江，在昆山者十二，水入于海，皆所以决壅滞而防泛滥，使民田无漂没之忧者也。今东坝坚固，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虽不入太湖，而东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渐浅隘，诸港浦亦多陻废，湖水不能速达于海，事与禹时不同，此筹水利者，所以汲汲于下流之疏浚与。
28	《周礼》：扬州浸曰五湖。据《国语》、《史记》、《吴越春秋》则即是太湖。虞翻曰：太湖东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东连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韦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实一湖也。前说较长。张勃、郦道元、张守节、陆龟蒙、李宗谔诸家之说，虽名称各殊，道里互别，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间。唯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泽、巢湖、监湖为五湖，司马贞以具区、洮、满、彭蠡、青草为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为五湖之一，则显与《职方》相背矣。不可从。
29	具区、五湖明是两处，而《孔传》谓太湖名震泽，《正义》为之辞曰：馀州浸数各异，而扬州浸薮同处。论其水谓之浸，指其泽谓之薮。此说非也。叶少蕴云：凡言薮者，皆人所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民，而浸则水之所锺也。扬州之薮为震泽，今平望、八赤、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其蒲鱼连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然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为害，所以谓之震泽。黄子鸿申其义曰：今土人自包山以两，谓之西太湖，水始渊深，自莫厘武山以东，谓之南湖，水极滩浅。盖即古之震泽，止以上流相通，后人遂混谓之太湖，误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薮浸，极其明晰。盖自莫厘武山以东，至平望、八赤之间，松江左右笠泽之地，皆古具区，《禹贡》谓之震泽者也。《班志》曰在吴西，亦未当。
30	《禹贡长笺》曰：按《职方》具区即《禹贡》震泽。孔氏《书传》、郑氏《周礼注》所云在吴南者是也。但以为即五湖，则未然。《职方氏》诸州皆有泽薮，不应扬州水国反独无之，而与浸同处。孔、郑所云吴南者，汉吴县治之南也。吴县治之南，为今吴江至嘉兴一带，禹时怀襄未平，三吴一壑，具区当于其地求之。若五湖即今太湖自环吴县境之西北，岂可合之为一哉。具区之源，当与太湖俱来苕、霅，而水草所锺，浅而易溢。太湖水西来泛滥，则泽水奔腾震荡。自底定之后，始可陂障，沮洳数十百里，民仰其利。故《尔雅》谓之薮，《职方》谓之泽薮，而五湖则别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渐繁，遂成沃壤。汉后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义》又曲为之说。岂知三代以前固有泽浸不同者哉。吾意今吴、越之交，凡滨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泽地。特世代荒远，川隰更移，故其迹不可详耳。抑非独此也。《尔雅》、《周礼》所载诸州泽数，如阳纡、貕养、大陵、甫田、焦获等，今昔变为原陆，不能定其所在。盖川浸通流，终古不改，薮泽稀水，最易淀淤，历数千年而堙没不可考，无足怪者，奚独具区为然邪。
31	以大江为三江，而其水不入震泽，则震泽之砥定，与三江绝不相谋，而各为一事矣。及观易氏之言，而知「既」字之义，仍可与下句联属也。古时三江不与震泽通，而横流之际，江水溢入震泽，此理之所有。问水从何处入，曰即今高淳、溧水之间，鲁阳五堰之地是已。傅同叔云：自宜兴航太湖，经溧阳至邓步，凡两日水路。自邓步登岸，岸上小市名东坝。自东坝陆行十八里至银林，复行水路百馀里，乃至芜湖入大江。银林之港、邓步之湖，止隔陆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苦不甚高。平时可以遏水之东入，或遇暴涨，则宣、歙、金陵之水，皆由荆缓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而况怀襄之世，大江泛溢，挟宣、歙、金陵之水以来，浙西诸郡其能不沦为大壑乎？但此灾与孟门之洪水相似，宇宙所不再见，而又无古害如《尸子》等者以证之，世或不能无疑耳。
32	傅同叔云：班固所说中江，古盖有之。尧水横流为震泽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复有中江，震泽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渭按：芜湖中江水古不入震泽，胥溪开而后通，五堰筑而复塞，非本通而禹塞之。且禹唯道大江入海，不使横溢由银林、邓步以南，而震泽固己砥定，未尝有所塞也。如传氏所言，则《经》当书曰「三江既塞，震泽砥定」矣。语云「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33	胥溪，禹时未有，殆无可疑。然银林、邓步之间，地不甚高，暴涨便能溢入，非独胥溪一窦可以泄水也。如所患惟在此窦，则塞之而己，奚必更筑五堰哉。韩邦宪云：正统六年，江水泛涨，上坝大决，苏、常潦甚，国税无所出。又嘉靖庚申、辛酉，大浸稽天，决下坝，溧阳、宜兴而下，势若怀襄。夫高阜之上，加以两坝之坚厚，而暴涨尚能决之，则尧时滔天之水，未有所障。此高阜者，能遏之使不东乎？胥溪之有无，可不论也。
34	大江入震泽，自战国时有此说。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盖误以后世沟通江、湖之道为禹迹也。沈括《梦溪笔谈》曰：江、汉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又震泽之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东，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渭按：江、湖虽为大山所隔，然银林、邓步之间，江水实有通湖之理，均此芜湖中江水也。谓自古有然则非，谓后世所通则是；谓平时分受则非，谓横流溢入则是。欧阳永叔云：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易置之而己。信夫！或曰分江水亦通震泽，将若之何！曰此水禹时亦必不入震泽，乃后人沟通之耳。想山中有地特高，易致断绝。故今自贵池以东，旧迹不可复寻，其地势与银林、邓步不同，虽当横流，大江水亦不能温入也。
35	《禹贡》书「既」，不尽与下句联属。如「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是也。程泰之云：必谓「既」之一字为起下文，则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陇而乱泾、渭乎！此语诚足解颐。然扬州两「既」，玩其文势，当皆与下句联属。得易氏之义，始无遗憾。
36	五堰皆在今溧水县境。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杨行密将台蒙作五堰，拖轻舸馈粮，而中江之流始狭。其后东坝既成，遂不复东，惟永阳江水入荆溪。渭按：《元和志》当涂县有芜湖水，在县西南八十里，源出县东南之丹阳湖，西北流，入于大江。则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东经溧阳，而西北入江，台蒙特因而加筑之耳。然五堰虽成，而胥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归录》云：由邓步、东坝、银澍可通舟至固城黄池。其明证也。明初因五堰之旧迹而立为东坝。韩邦宪曰：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闸启闭，命曰广通镇。至永乐元年始改筑上坝。自是宣、歙诸水，希入震泽。而埙犹低薄，水间漏泄，舟行犹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筑坝三丈，自是水尽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嘉靖三十五年复自坝东十里许，更筑一坝。两垠相隔，湖水绝不复东矣。然《东坡奏议》云：五堰既废，宣、歙、金陵之水或遇暴涨，皆由宜兴之荆溪以入震泽。财平时之水，虽无堰亦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知矣。乍来乍去，何以谓之江，中江之名徒浪传耳。
37	禹治泽，陂之使猪焉而已。故曰九泽既陂，雷夏、大野、荥播是也。唯菏泽言薄，乃分杀其下流。今震泽云砥定，亦只是不震荡，未见有分杀下流之意。想其时松江深阔，与今之沙涨茭塞者大异，故不烦疏导而水自归海也。其壅滞不知起于何代，尝考《宋书》：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上言：二吴、晋陵、义兴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欲从武康紵溪开河，直出海口一百馀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滞，自晋、宋间始矣。又《梁书》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诏遗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盖亦沪渎不通，故欲于太湖之上流分杀其势也。自是之后，不闻有以吴中水利为言者。历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滞日甚。郏亶、单锷之徒，并有著书，讲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开江尾茭芦之地也，曰凿吴江堤为木桥千所也，曰开白蚬、安亭二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策上流者：曰五堰必不可废也；曰开夹苎干渎，使北下江阴之大江也；曰决松江之千墩，金城诸汇，开无锡之五泻堰，以泄太湖而入于北江也；导海盐之芦沥浦，以分吴淞而入于海也。纷纷诸说，无非为松江壅滞，水害民田，而多方设策以救之耳。而归熙甫之论则异于是。曰吴松江自湖口距海不远，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口膏腴，往往为民所围占，故松江日隘。议者不循其本，别浚港浦以求一时之利，而松江之势愈失，仅与支流无辨，或至指大于股，岂非治水之过与？单锷书为苏子瞻所称，然欲修五堰，开夹苎干渎，绝西来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猪东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岂为利哉。馀以为治吴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遗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难：江尾涨塞，几成平陆，欲即开浚，滟沙泥淤，浮泛动荡，难以施工，一也；奸民豪右，围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兴，浮言四布，百计阻挠，二也。有此二难，虽以夏原吉、周忱、崔恭、毕亭之开济明敏，而卒不能复禹之迹，况其下焉者哉！夫苟能复禹之迹，则宣、歙、金陵之水，不足为浙西诸郡患。如其未能，则东坝断不可废，而高淳之民相怨一方无已时。百诗尝谓馀曰：废东坝者，多出于坝上之人，至追咎苏轼、单锷之言行；废高堰者，出于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驯以毁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欧阳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无害，惟择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坝与堰之谓哉。虽然坝上坝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韩邦宪云：以苏、松、常、湖诸郡所不能当之水，而独一高淳为之壑，税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论。盖浙西诸郡财赋甲于天下，权轻重而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税则固可减也。轻一县之税，以慰民心，而取偿于数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书》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为政者当如此矣。
38	○筱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
39	{ 《释文》：筱，西了反；簜，徒党反；或作「{」，他莽反；夭，于娇反；乔，其娇反。徐昔骄。}}
40	［《传》曰：筱，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长曰夭。乔，高也。涂泥，地泉湿也。《正义》曰：《释草》云：筱，竹箭。郭璞曰：别二名也。又云荡，竹。李巡曰：竹节相去一丈曰荡。孙炎曰：竹阔节者曰荡。郭璞曰：竹别名。是筱为小竹，荡为大竹。夭是少长之貌。《诗》曰「桃之夭夭」是也。乔，高；《释诂》文。《诗》曰「南有乔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长，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虽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兖、除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一下，凡土无高下燥湿，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扬之涂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与，故先草木也。］
41	《尔雅》上句曰乔，如木楸曰乔。《郭注》云：楸树性上竦，《诗》「南有乔木」是也。《邢疏》云：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乔，如木楸上竦者亦曰乔。
42	○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
43	［《传》曰：田第九，赋第七，杂出第六。王氏《炎》曰：土涂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浅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杂五种。故虽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涂泥之上，其田独宜稻，不利他种，故第为最下，厥赋第七。又有时杂出于七等之上，则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来，则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于东南。］
44	今天下号为财赋之薮者，江东、浙西数百里之地，苏、松、常、嘉、湖五郡而已。五郡或濒太湖，或夹松江，自唐宋以来，其田日增，大率围占江湖以为之者也。禹之治河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猪，其于震泽亦当若是。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此上流围田之害也。其下流则吴南古有笠泽，在松江左右。春秋时此泽尚存，不知何代始变为田。其地盖即叶少蕴所云平望、八赤、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可堤而为田者也。在今吴江县界。故苏子瞻云：若欲吴松江不塞，吴江一县之民，可尽徙于他处。庶上源宽阔，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积，何致有湮塞之患。单锷云：松江涨塞，是以三春霖雨，则苏、湖、常、秀皆忧弥漫，虽增吴江一邑之赋，顾三州逋失者不赀。围田之贻害如此。笠泽既尽为田，仅存松江衣带之水，上源狭隘，水不清驶，故江尾之潮沙日积，茭芦丛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逾缓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之以为田，潮沙茭芦之地，悉成陇亩。元潘应武曰：淀山湖中有山寺，宋时在水中心。归附后，权势占据为田，今山寺在田中。虽有港漊皆浅狭，潮水湖水不相往来。归熙甫云：旁江之民，积占茭芦，指以告佃为名。所纳升斗之税，所占即百顷之田，而税又多吏胥隐没。昔宋时围田皆有禁约，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经二三年，无吴松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邻为壑，五郡同灾者也。盖自江左偏霸，限于一方，务尽地力，以给军兴，而不暇计久远。此与战国时大河堤内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筑室于其中，其弊正同。而后之论垦田者，谓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扬州上涂泥，故田下下，而围田之土，则涂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于上流，得不偿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乌足道哉！然宋时两浙之田，每亩税不过一斗，民犹易办。自景定公田之法行，浙西于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没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为输额，而浙西之税粮，天下莫比矣，丘文庄浚云：韩愈谓斌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即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垦田九万六千五六百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盖苏州一府，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故税粮为五郡之冠。夫夺民之产以为官田，而重税之，殊非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夺者皆豪家富人之田，与小民无涉。小民佃官田，亦与输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远，而私田之赋自若也。迨其后，版籍淆讹，逋租无算，国家有官田之名，而无官田之实。有司考成，坐此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顾宁人云：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嗟乎！田犹是下下之田也，而赋则不啻倍蓰于上上。三江、震泽之区，昔之民溺于水，今之民溺于赋。溺于水者，禹从而拯之，使登于衽席。溺于赋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数百年于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恻然于东南民力之竭，而为之旷然壹变其法，使水复砥定之迹，而赋不失则壤之规，斯真所谓功不在禹下者矣。
45	○厥贡惟金三品，
46	［《传》曰：三品，金、银、铜也。《正义》曰：金既总名，而云三品，黄金以下，惟有银与铜耳。故谓金、银、铜也。渭按：《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汉书》《贪货志》：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白、赤即金、银、铜。郑康成谓铜三色。非也。］
47	《汉志》：豫章鄱阳县武阳乡右十馀里有黄金采。师古曰：采者，谓采取金之处也。《山海经》曰：会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馀句之山多金玉。《后汉书》：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临江府志》云：金溪县东有金窟山，相传为前代采金处。是山阴、馀姚、巢县、金溪亦出黄金矣。然其著者在鄱阳。《通典》鄱阳郡贡麸金十两。犹易办也。而马端临《土贡考》言：遇圣节，天下进泰金一千三百两，而江东塔独当一千，皆出自饶州。乾道间洪文敏公。奏减七百两。然视唐之数且三十倍矣。按《史记》《货殖传》云：豫章出黄金。然廑廑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更偿也。言其地虽名出金而不多，民采取之，不足以偿其功费也。近世黄金一直白金十，岁供千两，其何以堪之。
48	扬州之银矿最著者有二所，今皆为江西地。一在今饶州府德兴县。县本汉徐汗县地，唐为乐平县地。《元和志》云：乐平县东百四十里有银山，每岁出银十万两，收税七千两，亦名银峰山。宋马志《开宝本草》曰：生银出饶州乐平诸坑银鑛中，状如硬锡，文理粗错，自然者真。程回《听事记》曰：唐贞观中，权万纪言宣、饶银大发，帝斥之。盖谓银峰也。总章初用邓远议，置场榷银，号曰邓公场。至宋天圣间，山穴倾摧，而银课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罢之。唐于县置德兴场，取其地产银，惟德乃兴之义，南唐因以名县云。一在临江府金溪县。县本唐临川县之上幕镇，其东二里有银山，唐尝置监于此。周显德二年，南唐立金溪场，复置炉以烹银鑛。宋初废，升场为县。今银山西里许为白马坞，盖南唐李煜时银场也。
49	《地理志》云：吴东有章山之铜。《吴王濞传》云：吴有豫章郡铜山。韦昭曰：此有「豫」字，误也。但当云章郡，今故章。此说是也。《地理志》云：丹阳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铜官。其属故鄣县、即今江南广德州。鄣、章古字通。桓宽《盐铁论》曰：丹、章有金铜之山。孟康注《食货志》曰赤金，今丹阳铜也。《元和志》：当涂县北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铜，与金类。《淮南子》、《食货志》所谓丹阳铜也。南陵县西南八十五里有铜井山出铜，又县西一百十里有利国山出铜，供梅根监及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渭按：《越绝书》云：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淮南子》云：苗山之铤。许慎曰：铤，铜、铁璞也。高诱曰：苗山利金所出。苗山者，会稽山之别名也。是越中亦有铜山，而名不甚著。史称吴濞铸山，以富其国，钱布天下。故丹阳有铜官，而会稽无铜官。信惟章山之产为多矣。
50	《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孝文铸四铢钱，孝武更铸五铢钱，五铢行独久。王莽窃国，废五铢钱，自造钱货六品。小钱重一铢，直一；最大者，重十二铢，直五十。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渭按：此汉世金、银、铜相直之数也。《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泰矣。古者黄金皆以完质相授，无剪凿熔销之事。有当予万钱，则以此方寸重一斤者授之，是为一金。故东方朔曰：酆，镐之间，号为土膏，贾亩一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韦贤赐黄金百斤。玄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洎馆也。钱之轻重无常。今且以五铢计之，十枚重二两二铢，百枚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千枚重十三斤八铢。黄金一斤直钱万，则每两直六百二十五，为铜八斤二两有奇矣。银一流直钱千，则每两直百二十五，为铜一斤十两有奇矣。金一两才抵银五两，则金视今颇贱，而铜一斤十两换银一两，则铜视今亦甚贵矣。自晋、宋以降，金渐少而价日昂。《元史》云：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明初直又减，洪武中每金一两当银四两或五两，永乐中当银七八两，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金愈贵则政愈乱，君子可以观世变焉。近制：铜钱每千约重八斤有奇，直银一两、金一钱。则金之直银一倍于汉，银之直铜四倍于汉，金、银益贵而铜乃极贱矣。虞夏三品，相直之数，不可得而闻。然古之善理财者，大率以铜钱权百货之轻重，而又以金、银权铜钱之轻重。遇有用钱之多者，即以金、银代之，其或金、银少，则当予金、银者，亦以钱代之。使三品互相流通，公私绰乎其有馀，而百货之贵贱，常得其平，此足国富民之道也。
51	黄金之为物，生于天地之间，百炼而不耗，虽遇改铸亦无亏损。故古时黄金最多，上下通行。陶朱公以黄金千镒进庄生，赵肃侯以千镒使苏秦约诸侯，齐威王使淳于髡之赵，亦斋千镒。齐馈孟子兼金百镒，宋七十镒，薛五十镒。平原君以千金为鲁连寿，越赐虞卿百镒，严仲子奉聂政母百镒。汉文帝赐周勃黄金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斋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梁孝王薨，藏府馀黄金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梁书武陵王纪》：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舜典疏》云：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然则黄金之耗减，实自南北朝始也。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此固其一端矣。然摹画宫阙，涂餙器服，有销金、泥金、贴金、剔金及为丝、为线之类，名号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齐武帝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宋世亦屡申销金之禁，良有以也。且海内产金之地无几，凿山披沙，积累于铢两之微，其得之甚难矣。而用金之费，不啻如上所言，浮图、宫阙、器服之外，又加以和戎之岁币，通番之颍市，掖庭之私藏，权门之赂遗，皆一入而不复出，金安得不日耗乎！夫金饥不可食，塞不可衣，但使菽粟布帛，公私充羡，金少亦非所忧。而或倡为开采之说，则贻害不可胜道。元时采金之处益多，至求之内地不足，而移其患于滇中。滇出金亦少，蛮方甚以为苦。嗟乎，投珠抵壁之风，不可再见矣。昔有言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者，彼独何人，而乃竟为绝德邪！
52	古者白金为中币，亦以完质相授，无剪凿熔销之事。银，一名鋈。《说文》：鋈，白金也。《诗小戎》曰「阴靷鋈缜」，又曰「鋈以觼軜」，又曰「厹矛鋈錞」，则器物亦有以银为餙者。秦制币二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而银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汉初因之。至武帝造白金三品，银复为币。唐、宋时上下通行之货，亦皆以钱。唯岭南用银。迨金之季年，宝泉日贱，民间以银市易。上下用银，由此始也。近世权百货以行于海内者，唯银最为流通，其数当亦不减于昔。而每患其寡，则以两税之折色，岁输白金，存留者少，而上供者多，民间之银，一往而不返也。古未有以钱为田赋者，自唐杨炎两税之法行，始以钱当租庸之岁入矣。亦未有以银准钱而为赋者，自明正统末，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而钱遂不行于上矣。夫以钱为赋，责农之所无，当时尚有钱荒之患。况地之产银，倍少于铜，而岁输白金，动以千万计。彼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势必贱鬻谷帛以赴公程，遇凶年则举倍称之息，将有如聂夷中诗所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者，民何以为生。故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纵令馀粮栖亩，野蚕成茧，而正供无办，衣食不充，财终不可得而阜也。
53	铜之为用甚广。一曰铸币。《管子》云：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铜钱也。又云：禹始以历山之金铸币，以胆民于厄。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亶卖子者。《食货志》云：太公立九府圜法，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货币，权轻重，以救民。师古云：凡言币者，皆所以通货物，易有无，故金之与钱，皆名为币是也。二日铸律度量衡。《律历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铜者，所以同天下也。铜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铜是也。三曰铸乐器。锺、鎛、钮、镯、錞于之类，凡金奏之所用是也。四曰铸鼎。《左传》云：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郊祀志》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是也。五曰铸兵。《左传》：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注》云：古者以铜为兵。《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是也。铜虽下品，而其用于世也，视金银尤为切要，是以先王宝之。后世唯铸币为多，而耗铜之事更有三焉。一曰铸佛像。《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魏书释老志》：天安中，造释迦立像，用赤金十万斤是也。二曰铸柱。董安于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荆轲击秦王于殿上，中铜柱是也。三曰铸人物。始皇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置黄龙、凤凰各一，他如铜马，铜驼之属是也。是皆衰世之事，非先王之法，而民间所用之铜器，日新月异，尚不在其数。此铜之所以益少，钱之所以渐恶，而唐、宋峻禁铜之令，亦补偏救敞之一术与。
54	《周礼》扬州曰：其利金、锡。《考工记》曰：吴、粤之金、锡。是锡亦扬州之美利也，而《禹贡》无之，未详何故。《说文》：五色之金，黄为长，青曰铅，赤曰铜，白曰银，黑曰铁，而锡则曰银、铅之间，是为五金之间色矣。窃意五金之名，起自秦、汉以后，唐虞之世，铅、铁自称铅、铁，《周礼》锡与金对言。可见铅、铁、锡皆不名，金三品之中，不容有锡也。《考工记》：凫氏为锺，枣氏为量，段氏为鎛器，桃氏为刃，皆以锡齐金为之。《食货志》言秦始以银锡为器饰宝藏，而不为币。则周以银、锡为币可知。汉武帝以少府多银、锡，乃造银、锡、白金。如淳曰：杂铸银、锡为白金也。参考诸书，锡次于银，亦用之不可阙者，铅、铁皆贡而锡独无，殊不可晓。岂宝藏之兴，各有其时，禹时扬州之锡矿未开，抑或开而犹未盛行于世邪！
55	○瑶、琨、筱、荡，齿、革、羽、毛、惟木，
56	［《传》曰：齿，象牙；革，犀皮；羽，鸟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正义》曰：瑶、琨，王肃云《美石次玉》者也。《诗》云「元龟象齿」，知齿是象牙也。《说文》云：齿：口断骨也。牙，牡齿也。隐五年《左传》云，齿牙骨角。牙、齿小别，统而名之齿，即牙也。《考工记》犀角七属，兕甲六属。宣二年《左传》云：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是甲之所用，犀革为上革之所美，莫过于犀，知革是犀皮也。《说文》云：兽皮治去其毛为革。革与皮去毛为异耳。《说文》云：羽，鸟长毛也。知羽是鸟羽。南方之鸟，孔雀翡翠之属，其羽可以为饰，故贡之也。《说文》云：牦，西南夷长旄牛也。此牦牛之尾，可为旌旗之饰。《经传》通谓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诗》云「建设旄」，皆谓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扬州美木，故《传》举以言之。所贡之木，不止于此。曾氏曰：《周礼》太宰之职，享先王，则赞玉爵。内宰之职，后裸献，则赞瑶爵。《礼记》曰：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公刘之诗》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则知瑶者，玉之次也。琨，按《说文》云「石之美者」，则琨次于瑶，又可知矣。］
57	《孔传》云：瑶、琨皆美玉。《说文》云：瑶，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真玉亦有差等。瑶或是玉之次者，于《诗》、《礼》分别玉瑶之义，亦未有害也。但不当以为玉之美者耳。若琨则未有以为玉者。《传》谬。薛士龙云：瑶，今「珧」字，蜃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即今昆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瑶、琨不如美玉，而优于怪石，则可以理断也。
58	《周礼》扬州曰：其利竹箭。《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筱也。《邢疏》云：筱是竹之小者，可以为箭干。《竹谱》云：箭竹，高者不过一丈，节间三尺，坚劲中矢，江南诸山皆有之。会稽所生最精好。刘逵《吴都赋注》云：箭竹细小而劲实，可以为箭，通竿无节，江东诸郡皆有之。然《通典》抚州贡箭簳百万茎。则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礼》《掌节》：凡邦国之使节，以英簜辅之。《郑注》云：以竹为函，加以画饰。盛节器也。《蔡传》云：簜可以为符节。误矣。郭汪《尔雅》簜竹引《仪礼》，「簜在建鼓之间」，谓箫管之属，与《孔传》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渭按：筱定是小竹，簜大而节更疏，然亦有小者。《吴都赋注》引《异物志》曰：筼簹生水边，长数丈，围一尺五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庐陵界有之。始兴以南，又多此竹，阔节而大，至围尺五六寸。《周官》符节之函，盖取诸此也。箫管之材，大于箭干。王褒《洞箫赋》曰：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李善注云：《江图》曰：慈母山出竹，作箫笛有妙声。《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嶰谷后得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罕，稀也。言节稀而相去，标竹之扶疏也。此竹盖簜属之最小者，《仪礼》所谓「簜在建鼓之间」者也。筱中实，故中箭干。荡中虚，故大者中节函，小者中箫管。《郭注》不误。人泥《孔传》大竹之说，反以为非耳。
59	林少颖云：齿、革、羽、毛，谓凡鸟兽之体，可以为器饰者皆是。孔氏以齿为象牙，革为犀皮，毛为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礼》角人掌以时徵齿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时徵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掌皮秋敛皮，冬敛革。《左传》臧僖伯曰：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此昔谓平常鸟兽，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荆、扬之贡，即不尽如二孔所举，亦必贵美之材，他州所无，故禹特令贡之。不然，则徵诸甸服而已足矣，舍近取远何为也哉？
60	象、犀、孔翠之属，皆出岭南。故有据此以为今两广、云贵、交趾之地，本在《禹贡》九州之内者，而其实非也。盖诸侯之贡，有献其土之所出者，亦有市取其附近之所出以献者。荆、扬南抵五岭，商旅往来，百货流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远方之珍奇，不难致也。《鲁颂》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其产也，而淮夷献之。齿、革、羽、毛之贡，从可知已。
61	○岛夷卉眼，
62	［《传》曰」草服葛越。《正义》曰：《释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左思《吴都赋》云「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是也。苏氏曰：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渭按：《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又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馀国，皆以岁时来献见。盖即此之岛夷。百草总名卉，卉服殆非一种，去古已远，不可得详。葛越、吉贝、木绵，亦仿像言之而已。］
63	岛夷在扬州东南海中。《孔传》云：南海岛夷。误由以州界为南距海也。吴幼清云：东海南海岛上之夷，分东南为二。亦未当。薛士龙云：岛夷，朝鲜、瓯骆之属。朝鲜在东北，瓯骆非岛居者，唯古倭人、东鯷诸国可以当之。韩退之《送郑尚书帅岭南序》云：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今按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东南，此等距扬海绝远，告成时，并未来贡也。
64	《汉志》会稽郡有冶县。师古曰：本闽越地。《志》云东鯷在会稽海外。今直福建东南诸国是也真。《后汉东夷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鱼豢《魏略》曰：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盖倭国有二，其在带方东南者，即汉之倭人。《后汉书》所谓倭在韩东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复有倭者，即汉之东鯷人，《后汉书》所谓大倭王国直会稽东冶之东者也。东鯷今为日本。按《唐书》：日本古倭奴也。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岛五十馀，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故障汉时称大倭王云。
65	《旧唐书》云：婆利国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为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白毡。《文昌杂录》：陈襄曰：闽岭以南多木绵，土人竞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南史》言林邑等国出古贝木，其华成对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与苎不异，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盖俗呼古为吉耳。王氏《日记》云：卉服，《蔡传》兼以木绵为言。丘文庄亦以为唐虞时岛夷或以充贡，而中国未有也。故嫔妇之治，止于丝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调也。宋、元间种始传入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闽、广通商舶，关陕接西域故也。今按唐虞时果已亢贡，岂有历代传记略无及之者。《元史食货志》亦不之载，是当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种，犹皮服之不可专指为貔、为豹、若罢也。说者以葛越为中国所有，而必求一异物以当之，故有吉贝、木绵之说。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贝出闽中，古贝出林邑、婆利。尚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见其果为当月之所贡邪！
66	以皮卉为岛夷所服，然则淮夷蠙珠、暨鱼，亦将为自佩此珠、自食其鱼乎？大抵汉儒解经，逐句立说，不能贯穿前后，故往往有此弊。○厥篚织贝，
67	［《正义》曰：郑玄云：贝，锦名。《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也，则文成矣。《礼记》曰：士不衣织。吴氏曰：染其丝五色，织之成文者，曰织贝。不染五色，而织之成文者，曰织文。］
68	《孔传》云：织，细紵；贝，水物。夫既以织、贝为二物矣，但曰织，安知其为细紵乎？林少颖云：古人以珠贝为货，珠既入篚，则贝亦可以入篚。渭按：蠙珠不入篚，其玑组入篚者，玑贯于组，以组为主，亦服贡」故篚之不可与贝同论也。又按：虞夏之世，珠玉为器饰，宝藏而不为货，贡龟则尊之曰纳锡，其不为货可知。只亦未闻为货，为货自夏始。桓宽《盐铁论》曰：币与世易，夏后氏以玄贝。《易震》之六二曰亿丧贝。《书盘庚》曰：同位具乃贝玉，顾命，大贝在西房。《传》云：大贝如车渠。伏生《书大传》云：散宜主之江、淮，取大贝如大车之渠。郑康成《书传》云：闳夭之徒，求盈箱之贝，以赂纣。《周书王会》云：若人玄贝。孔晁注曰：若人，吴越之蛮，玄贝，班贻贝也。王应麟《补注》曰：《尔雅》：玄贝、贻贝注，黑色贝也。《汉食货志》言秦并天下，龟贝始不为币。则周固以贝为货，此玄贝所以贡也。禹致贡在尧时，犹未尚贝，作锦名为是。贝有玄、黄、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织，故取以名焉。汉世美锦出成都，则又不在扬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赋》云「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69	苏氏云：吉贝，文斑烂如贝。亦引《诗》「贝锦」为证。故《蔡传》谓南夷木绵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海岛之夷，以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王明逸云：吉贝之名，但昉见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贝，而遂以为织贝之精者，且篚属通州，实非出于岛夷也。
70	○厥包橘、柚锡贡。
71	［《传》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锡命乃贡，言不常。《正义》曰：橘、柚二果，其种本别。以实相比，则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犹《诗传》云「大曰鸿，小曰雁」，亦别种也。此物须之有时，故待锡命乃贡。与荆州纳锡大龟、豫州锡贡磬错，背为非常，并在篚下。颜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苏氏曰：橘、柚常贡则劳民害物，如汉永平、唐天宝荔枝之害矣。故锡命乃贡。张氏曰：必锡命乃贡者：供祭祀燕宾客则诏之，口腹之欲则难于出令也。］
72	《说文》曰：柚，条也，似橙而酢。橙，橘属。郭璞《尔雅注》曰：柏似橙实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谓《本草》柚皮甘。今所谓柚，其皮极苦，而橙皮甘，古之柚盖橙云。
73	叶梦得曰：橘性极畏寒，今吴中橘亦惟洞庭东、西两山最盛。地必面南，为贱级次第，便受日。陈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气土腾，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渭按：今浙东、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美，皆在扬域。唐时杭、台、洪贡柑橘，而苏、常、湖无之。然古今事变不同，震泽为禹功所及，以洞庭言，亦未为不可也。
74	《考工记》曰：橘逾淮而化为枳，此地气然也。屈原《橘颂》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吕氏春秋》曰：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史记》曰：蜀汉、江陵千树橘。《汉志》巴郡朐忍、鱼复二县有橘官。故《蜀都赋》云：户有橘、柚之园。然则荆、梁之域，皆产橘柚，而独扬贡之者，盖扬产特美。禹时扬已令贡之，此物不常供，须用颇少，故后至荆、梁不复使贡也。《孔传》谓包匦之包，亦橘、柚。而《正义》曲为之说，曰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为善，以其常贡，扬州则不常也。王肃云：橘、柚锡命而后贡之，不常入，当继荆州乏无也。谓扬少而荆多且善，殊为颠倒。至于截「包」字为句，而以为橘、柚，犹以织贝之织为细紵也。其谬妄不待辩而可见矣。
75	郑康处说锡贡云：此州有锡而贡之，或时无则不贡，锡所以柔金也。此盖据《职方》言扬州产锡，故以此文当之。然则豫州之锡贡，亦为金、锡之锡邪。豫不闻产锡也。且贡锡而谓之锡贡，又系于「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甚矣。圣经岂有是乎！
76	○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77	［《传》曰：顺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义》曰：文十年《左传》云，沿汉溯江。溯是逆，沿是顺，故顺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顺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扬之贡在北者，可径达淮、泗；在南者，邗沟未开，无道入淮，必沿江、海，以达淮、泗也。渭按：此《经》蒙除之文，曰达于淮、泗，则由菏入济可知矣。《经》叙东南四州之贡道，首尾相衔，层层脱卸。化工也，非画笔也。］
78	陈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险者，莫如江、海，遇风涛多沿岸而行，所以独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险也。此说亦通。然《吴语》：夫差曰：馀沿江溯淮。又越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则沿对溯言，明是顺逆之辞，与《左传》「沿汉溯江」同，当仍旧说。
79	扬之贡道，自常熟县北之大江顺流而下，至太仓州北七鸦浦入海，而东北经通州东，又北经如皋、兴化、盐城、山阳县东，而西入淮口，溯流而上，历安东县南，山阳县北，又西至清河县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谓沿于江、海，达子淮、泗也。
80	《左博》：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吴越春秋》：吴将伐齐，自广陵阙江通淮，亦曰渠水。《汉志》：江都县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是也。又名中渎水，《水经注》：中渎水首受江于江都县，县城临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迳山阳城西，又东谓之山阳浦，又东入淮，谓之山阳口是也。山阳本汉射阳县，属临淮郡。晋义熙中，改曰山阳县，射阳湖在县东南八十里，县西有山阳渎，即古邗沟，其县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81	林少颖云：禹时江、淮未通，故扬之贡必由江入海，以达于淮、泗。至吴王夫差掘沟通水，与晋会于黄池，然后江、淮始通。说本《苏传》。今按：沟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黄池之会则在十三年，即《吴语》所云：夫差起师北征，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济，本二役，亦二地，东坡误合为一。
82	朱子《偶读漫记》曰：《孟子》：决汝、汉，排准、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尔。若以水路之实论之，便有不通，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说者见其不通，便欲强为之说，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习之《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于江。因谓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此说甚似，其实非也。按《禹贡》淮水既专达于海，故得列于四渎。若如此说，则《禹贡》当云南入于江，不应言东入于海，而淮亦不得为渎矣。且习之「沿溯」二字，似亦未当。盖古今往来淮南，只行邗沟运河，皆筑埭置闸，储闭潮汐，以通漕运，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邮不得为沿，自高邮以入江不得为溯，而习之又有自淮顺潮入新浦之言，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复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审，致此谬误。今人以是而说《孟子》，是以误而益误也。
83	阎百诗《四书释地》曰：《左传》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注明谓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达淮，与《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开皇七年，丁未，开山阳渎；炀帝大业元年，乙丑，开邗沟，皆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水流与前相反。盖《孟子》后九百馀岁，其言始验，若预为之兆者，亦属异事。
84	《汉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水经注》：中渎水首受江，自广陵至山阳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沟既开时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误。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颇有分寸。撰《水经》者乃云：淮水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郦道元遂以为此水直至山阳口入淮，而其说牢不可破矣。窃疑高邮、宝应、地势最卑，若釜底然。邗沟首受江水，东北流至射阳湖而止。杜预云：自射阳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过言由江达淮之粮道耳。路可道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经》殆不如《地志》之确。
85	郦道元云：晋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则邗沟之首受江处固己改矣，而水之北流如故也。据史所称则南流当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沟南起江，而北通射阳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吴故渠也。隋开皇七年，开山阳渎以通漕运，此射阳末口则为西矣。八年，数道伐陈，燕营舟师，乃不出淮，而出东海。则山阳之渎，虽稍增广，犹不胜战舰。至大业初，大发淮南兵夫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三百馀里，水阔四十步，可通龙舟，而后淮始达江也。由是言之，则淮、湖之水，南流入江，实自炀帝大业初始。盖沟阔至四十步，而又变曲为直，北水南奔，浩瀚倍常，江流反为其所遏，而不能北入。朱子所以云：自高邮入江，不得为溯也。李习之不知水流已改，故其来南也，有溯江之说，与古时暗合，在当时却相反。
86	吴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于水，虽曰沟通江、淮，二水之间，掘一横沟，两端筑堤，壅水在沟中，若欲行舟，须自江中拽舟上沟，行沟既尽，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实未尝通流也。渭按：后世堰闸之法，可以随时启闭，舟至则开，舟过则闭。今运河诸闸皆然，不闻有拽舟之事，邗沟当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沟通江、淮，何以云未尝通流邪。
87	或问：吴自哀九年沟通江、淮之后，十年伐齐，十一年又伐齐，十二年会鲁于橐皋，十三年会晋于黄池。《国语》云：夫差既退，使告劳于周，曰馀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其所沿溯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阳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谓之江；射阳以北之路，由湖以达淮，不可谓之淮。其所称沿江溯淮，盖即《禹贡》扬州之贡道耳。何以知之。邗沟之开，《杜注》但云通粮道，其水未必能深广。观隋开皇中，山阳渎既开，而犹不胜战舰，则吴人所乘馀皇戈船之类，不可由此渎明矣。故哀十年公会吴伐齐，《左传》云：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十三年黄池之役，于越入吴。《国语》云：越师沿海溯准，以绝吴路。向使伐齐由邗沟，则徐承何独帅舟师泛海，其自会而归，越师欲绝其路，亦必溯江而不溯淮矣。故知吴王沿江溯淮，仍用《禹贡》扬州之贡道也。
88	近世言海运者，皆以《禹贡》为口实，且谓事始于秦。今按：主父偃上书言：秦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肿、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与东海无涉。唯唐人实用海运。开元二十七年以李适为幽州节度河北海运使。。杜甫诗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竿。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布，泛海淩蓬莱。此元人海运之鼻祖也。元法用平底海船运粮，自江出海，北抵直沽，行一万三千馀里。初更两月，后乃仅见馀，省费不訾。然风涛叵测，人舟漂溺，无岁无之。而议者谓虽有此患，视河漕之役，所得实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明人亦尝用之，寻被漂溺，遂罢。盖都幽、燕者，脱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出于斯，以纾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扬州之贡道，则自江口以至淮口，泛海不过六七百里，并岸而行，本不甚险，岂可与元人同日而语。议者乃藉口《禹贡》，欲复海运，委民命于不测之渊，以偷取一时之便，仁人君子，为之寒心。嗟乎，勃、碣之间，膏壤千里，水田可兴，农政可修，太平之基，万世之利，端在于此。谋国者，慎无轻言海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