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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pe: 文献通考 |
| Condition : References “崇文总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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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八十二·经籍考九》
2  |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俶《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误云。 |
《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
| 3 | 《崇文总目》：其书虽诸志失于限断，然有博洽多闻之益。今世所传，文多舛失，参补未获。《赵伦之传》一卷，今阙，《谢灵运传》，文注讹驳。 |
| 2 | 《崇文总目》：齐天保中，始诏收撰魏史。收博采诸家旧文，随条甄举，缀属后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终孝静，作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然收谄于齐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开皇中，敕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寿作《北史》，并行于世，与收史相乱，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仅九十馀篇。 |
| 1 | 《崇文总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书褒贬失实，平绘中兴事，叙事不伦，诏澹别成魏史。澹断自道武，下迄恭帝，为十二帝纪、七十八列传，史论及例、目录一篇，合九十二篇，退东魏孝静帝称传，矫正收绘之失。收天子名则书，太子名则讳；澹讳皇帝名，书太子名。收讳太武、献文之弑，使同善终天年；澹显书之以惩逆。收书敌国皆曰死，澹书曰卒。体裁简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阙，今才纪一卷存。 |
| 1 | 《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
| 2 | 《崇文总目》：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序今阙。 |
| 1 | 《崇文总目》：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
《卷二百十二·经籍考三十九》
| 7 | 《崇文总目》曰：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按《吴兢书目》，凡书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己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共为十篇。 |
| 1 | 陈氏曰：赵人慎到撰。《汉志》四十二篇，先于申、韩，申、韩称之。《唐志》十卷，滕辅注。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按庄周、荀卿皆称田骈、慎到，到赵人；骈，齐人，见于《史记》列传。今《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相涉，盖据书坊所称，不知何谓也。《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 |
| 1 | 《崇文总目》：邓析子，战国时人。《汉志》二篇。初，析著书四篇，刘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复校为二篇。 |
| 4 | 《崇文总目》：《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 |
| 1 | 《崇文总目》：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录。旧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凡十二国三十三篇，继春秋以后，记楚、汉之兴，总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
| 2 | 鼂氏曰：汉刘向校定三十三篇。东、西周各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中山各一。旧有五号，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改定今名。其事则上继春秋，下记汉、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闲。《崇文总目》多缺，至皇朝曾巩校书，访之士大夫家，其书始复完。汉高诱注，今止十篇，馀逸。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 |
| 3 | 南丰曾氏序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道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巳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闲，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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