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徵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
| 4 |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暗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芜。孔子所作之《易》，以为止有《十翼》；则孔子于《易》，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明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
| 5 |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徵礼，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今所传惟《帝典》；而宋人伪作《三坟书》。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皞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文献无徵；有裨博闻，无关闳旨。 |
| 6 |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馀，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 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
| 7 |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 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 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
| 8 |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
| 9 |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
| 10 |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 |
| 12 | 经名昉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之后，儒分为人，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陶潜《圣贤群辅录》云：「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诸儒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 |
| 13 | 《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汉志》儒家，今亡。沈约谓《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然则《坊记》、《表记》、《缁衣》之「子言之」、「子曰」，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论语》一条。后人以此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无疑矣。诸篇引《易》、《书》、《诗》、《春秋》，皆可取证古义。刘瓛以《缁衣》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以《乐记》取《公孙尼子》，或即八儒之公孙氏欤？《曾子》十八篇，《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弟一，《曾子本孝》弟二；《曾子立孝》弟三，《曾子大孝》弟四，《曾子事父母》弟五，《曾子 制言上》弟六，《曾子制言中》弟七，《曾子 制言下》弟八，《曾子 疾病》弟九，《曾子 天员》弟十。中引经义，皆极纯正；《天员篇》尤足见大贤之学无不通云。「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员，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据曾子说，谓员谓方，谓其道，非谓其形。方员同积，员者不能掩方之四角。今地为天所掩，明地在天中。天体浑员，地体亦员，与地球之说合。《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皆言地员，非发自西人也。 |
| 18 |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律论也。《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而《史记》称《系辞》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丧服传》，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 |
| 20 | 《史记 儒林传》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传言《诗》，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传言《尚书》，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传言《礼》，止有《仪礼》，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灾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传言《易》，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传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榖梁》，而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
| 25 | 刘歆《移博士书》又曰：「鲁共王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而诋博士「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以《尚书》为备，即王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与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尚书》百篇，其序略见《史记》；伏生传篇止二十九，汉人以为即此已足，故有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若《逸书》十六篇，其目见于马、郑所传，绝无师说。马、郑本出杜林，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伪孔篇目，与马、、郑又不符，其伪更不待辨。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是也。《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汉》之说推之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志》云《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见《经典释文》，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文》，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馀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字，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 |
| 26 |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
| 28 |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徵，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驳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以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 |
| 31 | 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徵。若能举太平之义、大同之象而实行之，不益见玄圣缀学立制真神明之式哉？此顾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 |
| 32 |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 |
| 36 | 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用《公羊春秋》说也。《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欧阳修以汉儒为狭陋，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且在汉当言汉；推崇当代，即以推崇先圣。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公之言何拘阂之甚乎！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然观《左氏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云：「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说耳。」据疏，是后汉尚谶记；不引谶记，人不尊经。而《左氏》家增窜传文，《公羊》家但存其说于注，则《公羊》家引谶之罪视《左氏》家当未减矣。 |
| 47 |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讬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不思《史》、《汉》皆云安国早卒，不云有所撰述；伪作三书，已与《史》、《汉》不合矣。而《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据依。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肃作《圣证论》，以讥短郑君；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之徒皆云「《家语》，王肃增加。」或云王肃所作。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圣人矣。孙志祖《家语疏证》已明著其伪。 |
| 49 |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孔《传》多同王肃，孔《疏》已有此疑；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据《晋书 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晋初已立学。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梅颐复献之，非梅颐伪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故宋赵师秀云：「辅嗣《易》行无汉学。」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如「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不自称几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谓孔注亦王肃伪作。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暗短丧，倡为邪说。《释例》于「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一条，亟扬其波。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馀萧客谓为攘善无耻。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
| 52 | 《北史》又云；「汉世郑氏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郑，《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案汉儒经注，当时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谓知所宗尚。而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榖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而徐彦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鸣盛谓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气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洪颐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此疏为梁、齐间旧帙无疑。」姚范云：「隋、唐间不闻有三府掾，亦无三府之称，意者在北齐、萧梁之间乎？」据此二说，则以为徐遵明，不为无见。惟据《北史》，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问答；梁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又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其书在隋并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见《书泰誓疏》引；两汉人无此说，亦未可据。 |
| 68 |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此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汨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 |
| 70 |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佑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案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
| 71 |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郑注言爻辰，虞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郑与荀爽皆费氏《易》；惟虞翻言家传孟氏，而注引《参同契》，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三传得邵子，百其说益昌。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 |
| 76 |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世讥郑康成好改字；不知郑《笺》改毛，多本鲁、韩之说；寻其依据，犹可徵验。注《礼记》用卢、马之本，当如卢植所云「发起纰缪」；注云「某当为某」，亦必确有凭依。《周礼》故书，不同《仪礼》；今古文异，一从一改，即以《齐》、《古》考《鲁论》之意。《仪礼》之《丧服传》，《礼记》之《玉藻》、《乐记》，虽明知为错简，但存其说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说经，如此其慎，岂有擅改经字者乎！唐魏徵作《类礼》，改易《礼记》次序，张说驳之，不行，犹得谨严之意。乃至宋而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与其进也」三句，不钩转其文，但存其说于注。注《诗》「爰其适归」，云《家语》作奚，而不改为奚；据古本「上帝甚蹈」，云《国语》作神，而不改为神；体例犹未失也。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经学至斯，可云一厄。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窜古籍，使无完肤。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