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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範圍: 文獻通考
條件: 提到「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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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十二·職官考六》

宋制，戶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令，皆歸於三司三司謂鹽鐵、戶部、度支也。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於庭而已。熙寧中，以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建官設屬，取三司條例看詳，所行事付之。三年，罷歸中書。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新法歸司農，以胄案歸軍器監，修造歸將作監，推勘公事歸大理寺，帳司、理欠司歸比部，衙司歸都官，坑冶歸虞部，而三司之權始分矣。元豐官制行，罷三司歸戶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舊三司使即今尚書，副使即今侍郎，權發遣副使即今權侍郎，三司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今郎中、員外郎之任也。建炎兵興，嘗以知樞密院張愨提領措置戶部財用，後進中書侍郎，仍兼之。五年，復以參知政事孟庾提領措置。後罷，專委戶部長貳。左曹分案三：曰戶口，掌諸路州軍縣戶口升降，民閒立戶分財，科差人丁，興賣屋業，陳告戶絕，索取妻男之訟。

《卷五十四·職官考八》

又曰：「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自申公等言。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然予按《傅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傅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邪？」

《卷一百七十·刑考九》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遂各為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按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與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為盜、劫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并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鬥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為兩事，則故與殺亦為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若以劫、斗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鬥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為之請，欲天下引以為例，開姦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鬥，有因劫囚竊囚，有因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咒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傷殺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鬥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鬥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為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為，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為亡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為《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為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姦。臣以為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己明備，所爭者，惟謀為傷因不為傷因而已。臣等以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有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為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為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按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茍以為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己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為而不可也！臣等以為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己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誤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為不當以敕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ダ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為二事，以破析律文，盍從眾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

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即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卷一百八十一·經籍考八》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跡，鄭氏則曰周公復闢後，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巳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斂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氏，曰姜氏。趙，嬴姓，京乃令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卷一百九十·經籍考十七》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眘《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巳久，眘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巳十九矣。

《卷一百九十七·經籍考二十四》

1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紹聖閒，蔡卞合曾布獻於朝，添入《神宗實錄》。

《卷二百十四·經籍考四十一》

1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蔡京為《安石傳》，其略曰：「自先王澤竭，國異家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云。」所謂《雜說》，即此書也。以京之夸至如此，且不知所謂「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者，為何等語，故著之。

《卷二百三十五·經籍考六十二》

3	鼂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三年進士。累除制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六，諡文公。其婿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畫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

《卷二百四十八·經籍考七十五》

1	鼂氏曰：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為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為介甫所纂。
1	陳氏曰：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
6	水心葉氏曰：自古類書，未有善於此者。按上世以道為治，而文出於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既不知以道為治，當時見於文者，往往訛雜乖戾，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便為雄長。類次者復不能歸一，以為文正當耳。華忘實，巧傷正，蕩流不反，於義理愈害而治道愈遠矣。此書刊落浩穰，百存一二，茍其義無所考，雖其文不錄，或於事有所該，雖稍質不廢；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為主。餘以舊所聞於呂氏，又推言之，學者可以覽焉。然則謂莊周、相如為文章宗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周必大承詔為序，稱「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者，不能十一，其工拙可驗矣。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脩，而歐陽脩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蘇氏謂天聖、景祐斯文終有媿於古。此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辭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道出治，形而為文，堯、舜、禹、湯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深明統紀，洞見本末，使淺知狹好無所行於其間，然後能有助於治，乃侍從之臣，相與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字不諂，尚何望其開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晦，不以序而顯，學者宜審觀也。又曰：文字總集，各為流別，始於贄虞，以簡代繁，而已未必有意，然聚之既多，則勢亦不能久傳。今其遠者獨一《文選》尚存，以其少也。近世多者至百千卷，今雖尚存，後必淪逸，獨呂氏《文鑒》，去取最為有意，止百五十卷，得繁簡之中，鮮遺落之患。所可惜者，前代文字源流不能相接，若自本朝至渡江，則粲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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