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御制序并... : |
【疏】正义曰：《》者，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汉初，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至刘炫遂以《古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按《汉书·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又按《·》云：“孝者，畜也，畜养也。”《》云：“”《》：“谥法至顺曰孝。”揔而言之，道常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怠之义也。《》曰：“”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有上经、下经，《》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为曾参唯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于间居，因得侍坐，参起问于夫子，夫子随而荅，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寻绎再三，将未为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斯则修《春秋》、撰《》，孔子之志、行也。何为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馀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荅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馀音广而成之，非一问一荅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荅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道本，荅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为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修之？且三起曾参侍坐与之别，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故假言乘间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于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以终，欲言其圣道莫大于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于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诤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柮，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杨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参先避席乎？必其徧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荅乎？假使独与参言，言毕，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极，夫子所撰也。”而《·》云：“”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斯皆误本其文，致兹乖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郑玄之《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以揔会之。”其言虽则不然，其意颇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独假曾子为言，以参偏得孝名也。《》曰：“”然则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万行俱备，称为人圣，则凡圣无不孝也。而家有三恶，舜称大孝，龙逢比干，忠名独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虽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于古而独得之于今者与。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为得。其作经年，先儒以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为证，则作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案《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据先后言之，明《》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钩命决》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属参。’”则《》之作在《春秋》后也。○御者，按《大戴礼·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冡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为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然则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辔之御刚马也。《》亦有此文，是以秦、汉以来，以御为至尊之称。又蔡邕《独断》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至于器物制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制者，裁翦述作之谓也。故《》曰：“”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谓之制。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制也。玄宗，唐弟六帝也，讳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时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谥曰明孝皇帝，庙号玄宗。开元十年，制经序并注。序者，按《·》云：“继序思不忘”毛传》云：“序，绪也。”又《释诂》云：“叙，绪也。”是序与叙音义同。郭璞云：“又为端绪。”然则此言绪者，举一经之端绪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释经指，使义理著明也。言非但制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题曰郑氏注。近古皆谓康成。而晋魏之朝无有此说。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诸说，始以郑氏为宗。晋末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至魏、齐则立学官，著作律令。盖由虏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经非郑玄所注，其验有十二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至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为袁谭所逼，来至元诚，乃注《》”，都无注《》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注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都不言注《》，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七政论》、《乾象厤》、《六艺论》、《毛诗谓》、《荅临硕难礼》、《驳许慎异议》、《释废疾》、《发墨守》、《箴膏盲》、《荅甄守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有《》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所言，更为问荅，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礼》、《》、《》，其言不及《》，其验四也。赵商作《郑玄碑铭》，具诗载诸所注笺验论，亦不言注《》。晋中经薄《》、《》、《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玄；至于《》，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注云：康成注三《礼》、《》、《》、《》、《》，其《春秋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师有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唯有评论，非玄所注时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为《春秋》、《》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叙《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无《》；唯范氏书有《》，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注书，好发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经注》者，其验十二也。以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后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甚详正，无俟商搉，而旷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于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故开元七年勑议之际，刘子玄等议，以为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焕发，校其短长，必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作。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具载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玄，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虽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言。其古文二十二章，无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时，尚未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案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久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徒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与郑氏所云分别五土，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优劣悬殊，曾何等级！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而废郑注，理实未可，请准令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诏郑注仍旧行用，孔传亦存。是时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奏议排子玄，令诸儒对定，司马贞与学生郗常等十人尽非子玄，卒从诸儒之说。至十年上自注《》，颁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