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癸酉，先是,张浚以破贼功迁特进，浚悃辞。上曰：『朕以赏罚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劝。然赏不行,则四方万里无由知卿之功。』浚复固辞以富平败事，受天下之责。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位，朕所以示罚也。今日有功，则赏可后乎?卿每有制除则再三辞避，恐于君臣之义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诏。翰林学士兼侍讲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观［1］，不许。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张浚求去，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以书遣其子寅曰：『子发求去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正论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岂不负平日所学?惜哉！且复问宰相云：其当去否?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语?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岂能为国远虑?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安国自上奏曰：『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失其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徒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颐之行则孝悌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佑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戊寅，带御器械刘锜权主管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张浚荐锜文武两器，真大将材，故有是命。辛巳，韩世忠奏已还军楚州。上因论：『淮阳取之不难，但未易守。』张浚曰：『淮阳今刘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坚。』上曰：『取天下须论形势，若先据形势，则馀不劳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势既当，自有必胜之理。』癸未，翰林学士兼侍讲陈与义参知政事，提举醴泉观兼侍讲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2］。左修职郎朱倬召对，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隐。今西北之民已思见官仪矣，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伤之，天下幸甚！』乙酉，诏：『枢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枢密副使，宰相仍兼枢密使，其知院以下如旧。』吏部侍郎吕祉在建康，闻禁伊川学，上奏曰：『臣窃惟孔子删《诗》,序《书》，系《周易》，作《春秋》，明礼，与门人弟子答问则见于《论语》。凡学孔子，无如子思、孟子。《中庸》与七篇之书具存，自汉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学，鸿儒硕学、端亮闳伟之士接武于时，何尝不由此道，岂特程颐而后传也?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时中。」程颐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号为伊川之学者，类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盖小人之所不为。有李处廉者知瑞安县,专事货赂,交结权贵，取程颐文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者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近闻处廉犯入己赃系狱，罪当弃市,远近传笑。此皆子思所谓「小人之中庸而无忌惮」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学之谬，乃学者之罪也。望将前日圣旨指挥连臣僚所论出榜诸路州县学舍，使学者皆知旧学，而不为近世小人之所习，以补治化。』从之。丙戌，诏以知州军、诸郡通判任六十一阙归吏部［3］，用左右司奏也。于是堂除郡守之阙一百九、通判八十。丁亥，阁门祗候充问安使何藓、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之至自金国，得右副元帅宗弼书,报道君皇帝、宁德皇后相继上仙。醴泉观使兼侍读秦桧为枢密使,应乾恩数，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辛卯，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始视事。时茶马司阙官，命迨兼领。熙、丰以来，成都府、秦州皆有权茶司、买马监牧司，至是关陕既失，迨请合为一司，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从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