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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pe: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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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1 经部·小学类二》
1  | 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于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剏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于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于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
《卷86 史部·目录类二》
| 1 | 明赵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崡家近汉、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复好事，时挟楮墨访拓，并乞于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积三十馀年，故所蓄旧碑颇夥。自序称所收过于都穆、杨慎，而视欧阳修才三之一，视赵明诚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 |
| 2 | 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其曰《石墨镌华》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句，以所收有石无金故也。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故《岣嵝碑》、《比干墓铭》之类，皆持两端。而所论笔法，于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亦僻于一家之言。然一时题识，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独为崡咎也。 |
| 3 | 至所载古碑，颇多未备。则由崡本贫士，其力止于如斯。观《附录》二卷所载三记及诗，其求索之劳，亦云备至，不必以挂漏为讥矣。 |
| 1 |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华州人。平生喜谈金石之文。所居沚园，在白厓湖上。尝构一亭，柱础墄磶，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盖迂僻好异之士也。与同时盩厔赵崡皆以搜剔古刻为事。崡著《石墨镌华》，宗昌著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逌《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峄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 |
| 2 | 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于《定武兰亭》，盖出于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 |
| 2 | 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于《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于《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著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荟稡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著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于《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于《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于汉隶则宗郑簠之评，于唐碑则取赵崡之论。虽同一著录，而著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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