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查看正文] [修改] [查看历史]

1	清代学术概论
2	自序
3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馀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4	二馀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馀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5	又云：「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又云：「有清二百馀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馀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6	馀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7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8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9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10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11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馀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12	民国9 年10 月14 日启超识
13	第二自序
14	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15	二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三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16	9 年11 月29 日启超记
17	一
18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19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20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闒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駸駸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馀，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21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22	二
23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24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馀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25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馀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26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27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馀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28	综观二百馀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29	略论既意，今当分说各期。
30	三
31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32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33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34	四
35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又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36	又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同上
37	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
38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其言曰：「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39	「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张、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40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馀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非巨裁。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
41	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十八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
42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鲒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43	五
44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馀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45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46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馀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徵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47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48	欧洲19 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49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50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51	六
52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顾为正统派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53	馀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鲒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书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54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又曰：「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55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56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57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58	七
59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60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著《颜习斋言行录·学问篇》
61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62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馀·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63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64	八
65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66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徵君传》文鼎著书八十馀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67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68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遗著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馀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亭集·刘继庄传》
69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7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
70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71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72	九
73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74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馀裕以自厉于学。
75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76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77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78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79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80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81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馀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82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83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馀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84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85	十
86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匿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87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馀。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88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馀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其言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馀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住之所谓「升降」，京房之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汪中所谓「千馀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未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胐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89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著，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90	十一
91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92	震之言曰：「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93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东原集》与某书。
94	其破「己蔽」也，曰：「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徵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馀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馀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馀氏撰《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章炳麟曰：「戴学分析条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可谓知言。
95	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而系以论曰：「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校礼堂集》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学界，则时代为之也。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96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震尝言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駸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97	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
98	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疏证》之精语曰：「...《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又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
99	又曰：「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100	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101	又曰：「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102	又曰：「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觉。」《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筠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莫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著痒处。此书盖百馀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
103	十二
104	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玉裁所著书，最著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所著书，最著者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书，最著者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五行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并不墨守之。例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所谓旧注者，则毛、郑、马、贾、服、杜也；旧疏者，则陆、孔、贾也。宋以后之说，则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失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旧注旧疏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迹相类而实大殊。彼纯凭主观的臆断，而此则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段玉裁曰：「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譬如今日，欲批评欧人某家之学说，若仅凭拙劣伪谬之译本，相与辩争讨论，实则所驳斥者乃并非原著，如此岂不可怜可笑！研究中国古书，虽不至差违如此其甚，然以语法古今之不同，与写刻传袭之讹错，读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则甚多矣。对于未通文句之书，而批评其义理之是非，则批评必多枉用，此无可逃避也。清代之考证学家，即对于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且其所努力皆不虚，确能使我辈生其后者，得省却无限精力，而用之以从事于第二步。清代学之成绩，全在此点，而戴、段、二王之著述，则其代表也。阮元之序《经义述闻》也，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须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105	此其言洵非溢美，吾侪今日读王氏父子之书，只觉其条条皆犁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涣然冰释也。虽以方东树之力排「汉学」，犹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说》卷中之下亦可见公论之不可磨灭矣。
106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如自有天地以来，苹果落地不知凡几，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云：「...始取《尚书》二十八篇绎之，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指其父念孙论《毛诗》『终风且暴』...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乃遂引而伸之，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为《经传释词》十卷」。
107	又云：「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
108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
109	十三
110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111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112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113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114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115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116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17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118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