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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范围: 陔馀丛考 |
| 条件: 提到“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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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1  | 《齐书》书法《齐书》于宋、齐嬗代之际，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固辞，宋王公以下固请，高帝乃许。既即位，封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是年五月，汝阴王殂，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晋故事，略无篡夺之迹。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约《宋书》为成式也。然于顺帝逊位时，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见顺帝之禅，皆齐之所为，而顺帝初不知者，此尚存微意也。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则更为直笔。盖子显本齐宗室，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固不无隐恨焉，故特书以著其恶，非刻也。至齐和帝之禅梁，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禅位于梁王，夏四月禅诏至，皇太后逊于外宫。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按《南史》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沈约以魏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为对，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
《卷八》
| 1 | 《南、北史》原委《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孤德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馀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讫事，呈令孤德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澹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今以各原书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周、齐、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寿亦在纂辑之列，已属善本故也。 |
《卷十》
| 1 | 《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
《卷二十》
| 13 |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传国玺始末见于《辍耕录》载元御史中丞崔所记。至元三十一年，世祖既崩，将迎皇太孙即位。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与御史杨桓见之，知其为秦玺也，遂献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求昏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卫宏曰：秦玺，蓝田玉所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太平御览》亦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汉，汉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之传国玺。后王莽篡位，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玺于地，玺遂归莽。及莽败，商人杜吴杀莽，不知取玺，校尉公宾得玺，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玺归光武。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玺者投于井。孙坚讨卓，得于井中。袁术夺于坚之妻。术死，荆州刺史徐ギ闻帝在许昌，以玺送之。帝逊位，玺归魏。常道乡公禅，玺又归晋。怀帝遇刘聪之害，玺归聪。聪死，归曜。曜为石勒所灭，玺入于勒。勒灭，入于冉闵。闵败，其将蒋干得之。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以还东晋。自后宋、齐、梁、陈皆相传。及隋灭陈，玺入于隋。隋亡后，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唐太宗以宝玺未获，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正道奉玺归，乃复入于唐。朱温篡唐，玺入于温。庄宗定乱，玺入于后唐。及废帝从珂自焚，玺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时，咸阳民段义献玉玺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蓝田玉，其篆法真李斯所为，乃定为真秦玺。及徽宗为金所虏，宝玺皆入于金，共玺一十有四，内青玉传国玺一，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而此玺应期而出，实为符瑞云。桓之论如此。按秦玺自冉闵败后，闵将蒋干守邺，乞师于晋。晋将戴施入邺助守，知玺在乾所，乃谲得其玺，使何融以迎粮为名，出城潜送征西将军谢尚，尚即以三百骑送建康。见《晋书·载记》及《谢尚传》。此玺归东晋之明证也。然《通鉴》姚苌之擒苻坚也，从坚求传国玺，坚骂曰：「玺已送晋，不可得也！」是时冉闵死未久，玺已为谢尚所得，归于晋矣，苌岂不闻之，何又向坚求玺？刘定之谓：闵亡后，邺入于慕容燕，当是苻坚灭燕，又得之，而谢尚所得者，或晋人饰词，以解白板天子之诮也。则谢尚所得玺尚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长安，擒姚泓，收其彝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建康。而沈约《宋书》不载获玺一事，但云收其彝器土圭之属而已。岂以谢尚已获玺于晋时，疑宋武所获非真，故不复叙耶？然《北史》魏太武于邺城毁佛像，中得二玉玺，文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旁刻「魏受汉传国玺」，则玺更似在北，而求未入南，谢尚之所得，真伪益未可信也。即尚所得冉闵之玺果真矣，《南史》侯景之败，以传国玺自随，使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则沉于江，勿令吴儿得之。」思贤过京口，遇盗，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术送邺。而《北史》载辛术既送玺至北齐，文宣帝以告太庙，则此玺又入于北齐，而陈、隋两朝俱未尝有也。今杨桓云：历宋、齐、梁、陈、隋皆相传，及隋灭而萧后携以北，至贞观四年复入于唐，不知何所据。此不过欲隐约其词，以见此玺自唐而梁而后唐而石晋及从珂自焚后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者即是此物，乃徽宗北行玺入于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国初灭金时所得，可信其为真秦玺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为蜀监军，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后王建将称尊号，有欧阳柔得之以献，此一玺也。黄巢破长安，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后唐庄宗将称帝，适传真以之来献，遂即位，此又一玺也。庄宗将入汴，梁主惶惧，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军矣，此又一玺也。则是时蜀、魏、汴一时已有三玺矣。无论秦玺已不存，即存亦不知孰为秦玺也。又《通考》：后唐末帝自燔时，以传国宝随身共焚，是以晋高祖别制一玺。开运末，耶律德光入中国，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玺。德光讶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归，携以出塞。则后唐之传国玺已随从珂自焚，而晋玺又已出塞矣。金初灭辽时，金主意玺在辽主延禧所，延禧诉以兵败失于桑乾河。则辽之传国玺又已沉没矣。《金史·宗望传》：宗望追辽主，尽获其妃嫔并传国玺，献于行在。金太祖置之怀中，恭谢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玺？意辽主所谓失于桑乾河者，即此玺耶？然金主既得之于宗望，何又疑玺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纪》：天会三年，斡鲁献传国宝，而宋哲宗时段义所献玉玺，及徽宗所制定命宝，亦俱为金所掳。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绪以传国玺自殉，焚于幽兰轩。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辽玺，抑或破汴时所得宋哲宗时段义所献之玺耶？然亦已焚于幽兰轩矣，则杨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为真秦玺耶？按王莽建国时，使王舜逼太后索传国玺，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汉献帝禅魏时，魏用隶书刻其肩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后由刘聪入于石勒，勒又刻其一边云「天命石氏」。此见于史传及《宝玺篆文图说》，历历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验段义所献，检无螭角无缺而疑其非真。即杨桓亦谓：今玺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齐，无地可置字。则桓亦自知其非真也。盖历代各有，制造不同，传闻亦异。《汉书注》卫宏曰：秦玺是李斯所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晋书·康帝纪》及杜佑《通典》皆云秦得蓝田玉为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二说已不同矣。《后汉书·舆服志》注：孙坚所得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阳秋》谓蒋干所得为谢尚送于晋者，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三说更不同矣。蔡京等讲议玉玺官十三员合奉云：「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大学衍义补》又云：「受命于天，皇帝寿昌」者，东晋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历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开运末没于耶律，后为金人所有者，则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为文，乃石晋所刻也。杨桓之论亦曰：北齐所刻者，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晋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览》又记却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遂指为真秦玺。拾得家所出，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杨用修谓：杨桓本善篆书，此玺盖即桓伪作，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闻传国玺尚在元嗣君所，而屡出师以冀反璧耶？永乐中，瓦刺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后仍不至。《明史》：宣德中，瓦刺部长脱欢得前元玉玺来献，宣宗敕谕曰：「前代传世之久，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来献。」英宗复辟，孛来遣使欲献玺，帝亦敕曰：「玺己非真，即真亦不祥物，献否从尔可也。」弘治中，陜西巡抚熊又得一玉玺，孝宗因傅瀚言，亦仅藏之库。其识皆过文皇远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又记：天启四年，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得玉玺于漳河之滨，其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河南抚臣程绍具表进之，上御皇极殿受贺，得玺者仅赏银五两。而魏史贤欲令天下有司赴京庆贺，以尚宝卿姜志礼言而止。成祖且然，固无怪魏阉之张大其事也。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盖风尚如此。 |
《卷二十一》
| 3 | 上巳、端午、除夜《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采兰水上，祓除不祥。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如上辛、上丁之类也。《后汉书》：上巳，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则犹用巳日，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误也沈约《宋书》以为自魏始。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后汉书·郎ダ传》以五月丙午遣太尉，又《论衡》曰：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后世专用五日，亦误。按《周官》「涿壶氏午贯象齿」，郑注：午：故书为五。然则午、五本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生，宋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犹以午为五也。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盖午、五相通之误。《老学庵笔记》云：《太平广记》有《卢质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盖住与除同音，闽音同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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