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杂家类。

《日知录》始撰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绝意仕途，并以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一开始有三项设计，即经义（新义诠释古经）、治道（分析社会经济情况）、博闻（一般知识）。《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临终前仍未完成。顾炎武生前在好友的建议下，有八卷本行世，称为「符山堂本」，仅收录140条，顾氏对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再三校勘，删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内容大体划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风（卷十三）、礼制、科举（卷十六至十七）、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日知录》属札记性质，字数不定，如《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最长，全条分八个段，有5000馀字，《召杀》只有「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9字。

潘耒在《日知录》原序曰：「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并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50馀条，其他学者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曾为此书作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现在「采铜于山」一词正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清代道光年间有黄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撰成《日知录集释》，其叙曰：「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梁啓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日知录》的思想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其中尤以区分「保国」与「保天下」为最。所谓「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世称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也有明显的失误。例如《日知录》卷二十九称回回教为回纥之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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