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晚年撰，共十五卷，以代劃分；是對宋代歷史的評論，包括了北宋、南宋。書中的觀點多不同於前人，敢於批評。

早年王夫之即有「陋宋」之說，其《黃書·宰制》言：「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延。」王夫之根據讀《宋史》心得開始撰寫《宋論》，「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1691年《宋論》定稿，每卷別以帝王廟號分類，無標題。

一般學者皆以為宋朝文化璨然可觀。錢穆曾說：「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陳寅恪亦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而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必歸于「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王夫之則以為宋政之亂「自仁宗開之」，又說：「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為之也。是以縝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范仲淹等人的屢次上書，「以啟上之佚志」，最終引發了慶曆新政。慶曆新政又開了以後熙寧變法、朝臣黨爭的先河。王夫之全盤否定宋儒的「上書陳利病」，尤其反對在上書中「以先王為口實」，即宋儒挂在嘴邊的「複三代之治」。

王夫之認為，高宗時「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但它仍能苟延百餘年者，實有賴太祖立下的「不殺士大夫」的「家法」。但南宋末年，「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南宋末年，刑罰酷烈，「腥聞于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于異類，而冀使息虐，亦慘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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