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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雞漫志》第一卷論述音樂的起源和先秦、漢、魏、晉、隋、唐的歌曲演變。一方面，他指出「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另一方面不認為唐代歌曲是詞的根本源頭，而是認為「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至唐稍盛。」既認為「心」是詩詞的源頭。

第二卷講晚唐五代至南宋初期的詞人及詞作。該卷詳述北宋詞的風格流派，著重探討詞的文學性。他對宋時的詞人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稱晏殊、歐陽修「風流蘊藉」，晏幾道「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秦觀「屢困京洛，故疏蕩之氣不除」，將鐘嶸《詩品》知人論世的方法引入詞論。同時也看重語言的結構和修辭，反對當時單調纖弱的詞風，比如評論「賀、周語意精新 ，用心甚苦」，說蘇軾語言「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由于重視「氣、骨、力」，看重政治教化功能，王灼對李清照、柳永有褒有貶，認為李易安「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間荒淫之語，肆意落筆」，柳永「惟是淺近卑俗，不知書者尤好之。」

第三、四 、五卷，主要考証曲調。王灼考察了涼州、伊州等二十九個曲調，一一探索它們的起源和發展。這二十九個曲調的選擇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九所說，是「就其傳授分明，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之所自始。其餘晚出雜曲，則不暇一一詳也。」這一部分論証唐宋樂曲的關係，顯示了詞體生成與發展中的複雜性。他主張以詩為詞，認為「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

王灼很重視詞的音律節拍等要素的審美特性，推崇聲音的「稽之度數」，合「自然之度數」，「六律能正五音」，認為「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他把「中正」作為衡量詞的音樂性的絕對標準，認為「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得正氣用正律，得中氣用中律，更據此得出蘇軾「未知正聲」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