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記》以《春秋》別出於後，而解說獨詳，蓋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刪訂諸經為尤大，與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說《春秋》大義，亦與《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據魯、親周、故殷之義，則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說未可非矣。知有繩當世貶損之文，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不足信矣。知有後世知丘罪丘之言，則知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者，尤大謬矣。 |
| 14 | 《史記 儒林傳》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今攷其書，實於《春秋》之學尤深。如云「《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類，皆微言大義。惜孟子《春秋》之學不傳。《群輔錄》云樂正氏傳《春秋》，不知即孟子弟子樂正克否。其學亦無可攷。惟荀卿傳經之功甚巨。《釋文序錄》《毛詩》，一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則《毛詩》為荀子所傳。《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之門人。」《魯詩》出於申公，則《魯詩》亦荀子所傳。《韓詩》今存《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則《韓詩》亦與《荀子》合。《序錄》「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則《左氏春秋》，荀子所傳。《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為荀卿再傳弟子，則《榖梁春秋》亦荀子所傳。《大戴曾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荀子 禮論》、《樂論》篇文，則二戴之《禮》亦荀子所傳。劉向稱荀卿善為《易》，其義略見《非相》、《大略》二篇。是荀子能傳《易》、《詩》、《禮》、《樂》、《春秋》，漢初傳其學者極盛。 |
| 15 | 五三《六經》載籍，定自尼山；七十二子支流，分於戰國。馯臂子弓之傳《易》，實授蘭陵；高行、孟仲之言《詩》，或師鄒嶧。《王制》在赧王之後，說本鄭君；《周官》為六國之書，論原何氏。凡今古學之兩大派，皆魯東家之三四傳。雖云枝葉扶疏，實亦波瀾莫二。是以文侯貴顯，能言大學明堂；蒙吏荒唐，解道《詩》、《書》、《禮》、《樂》。秦廷議禮，援天子七廟之文；《汲塚》紀年，仿《春秋》一王之法。良田祖龍肆虐，博士尚守遺書；獲麟成編，西河能傳舊史。當時環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嶇戎馬之間，展轉縱橫之際，惜年代綿邈，姓氏湮淪；如《公羊》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人，《榖梁》有沈子、尸子二人，皆獨抱遺經，有功後學者。 |
| 18 | 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經。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禪師所說為律論也。《易》之《系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系辭》為傳，以《系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服傳》，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為傳；漢人引《論語》多稱傳。《孝經》雖名為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漢人以《樂經》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後增《論語》為六，又增《孝經》為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為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 |
| 24 |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廢也，寧過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說於漢立博士，敘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後少異，劉歆欲立古文諸經，故以增置博士為例。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強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范升謂：「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據范氏說，可見漢時之爭請立學者，所見甚陋，各懷其私。一家增置，餘家怨望；有深慮者，當豫絕其萌，而不可輕開其端矣。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劉歆所為，尤不足論。光武興，皆罷之。此數經，終漢世不立。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如趙氏言，則漢初四經已立學矣。後世以此四經並列為十三經，或即趙氏之言啟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云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漢人皆無此說，惟劉歆《移博士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趙氏此說當即本於劉歆，恐非實錄。 |
| 28 | 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則以《序卦》、《雜卦》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於里，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則以為伏羲重卦，又以為神農，以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其引《書》義，以大麓為山麓，旋機玉衡為北斗，文祖為堯太祖，丹朱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實為衍文，《般庚》作於小辛之時，《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為居攝時作，《金縢》在周公薨後，《文侯之命》乃命晉重，魯公《費誓》初代守國。凡此故實，具有明徵，則後人臆解《尚書》，變亂事實者，皆非矣。云「《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則朱子以為淫人自言，王柏以為雜有鄭、衛者，非矣。既云「《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本《魯詩》，以《關雎》、《鹿鳴》為陳古刺今，則毛、鄭以下皆以《關雎》屬文王，又以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頌》」，則毛、鄭以為正考父得《商頌》於周太師，非矣。云「《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則杜預以為「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於後別出魯君子左丘明云云，則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嘗口受傳指，荀崧以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親受者，非矣。荀悅《申鑒》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真本說。」案今古文皆述聖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則有不可訓者。《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春秋》即孟子與《乘》、《檮杌》並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既無其義，不必深究；而杜預據此孤證，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如此，則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飾冢宰之文章，下誣後聖。故唐時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劉知幾《史通惑經》、《申左》極詆《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詳。非聖無法，並由此等謬說啟之。孔疏云：「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此，則杜預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陸淳曰：「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駮難極明，杜之謬說不待辨矣。若《易》象則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辭，故曰「《易》歷三聖。」而鄭眾、賈逵、馬融等皆以為周公作《爻辭》，或亦據韓宣子之說，與《易》歷三聖不合矣。劉歆以《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禮》一書遂巍然為古文大宗，與今文抗衡；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且駕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六經皆孔子手訂，無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筆，自孟子及兩漢諸儒，皆無異辭。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子功繼群聖，全在《春秋》一書。尊孔子者，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於後起之歧說。與其信杜預之言，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繼禹、周公之功也。 |
| 38 |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二事。一則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榖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六經，許慎五經無雙，蔡玄學通五經。此其盛於前漢者一也。一則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為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後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注《孝經》、《論語》，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許慎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此其盛於前漢者二也。風氣益開，性靈漸啟；其過於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
| 49 | 世傳《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禮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寧《榖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以注而論，魏、晉似不讓漢人矣；而魏、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孔《傳》多同王肅，孔《疏》已有此疑；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惠棟歷詆其失，以為偽作；丁晏《尚書餘論》，攷定其書實出王肅。據《晉書 荀崧傳》，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頤復獻之，非梅頤偽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虛，范寧常論其罪浮於桀、紂。王弼《易注》，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故宋趙師秀云：「輔嗣《易》行無漢學。」何晏《論語集解》合包、周之《魯論》，孔、馬之《古論》，而雜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偽書；如「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不自稱幾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偽作。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後人疑其杜撰。諒暗短喪，倡為邪說。《釋例》於「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亟揚其波。鄭伯射王中肩之類，曲為出脫。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謂為司馬氏飾，其注多傷名教，不可為訓。范寧《榖梁集解》，雖存《榖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序於三傳皆加詆諆，宋人謂其最公。此與宋人門徑合耳；若漢時，三傳各守顓門，未有兼采三傳者也。郭璞《爾雅注》亦沒前人說解之名，餘蕭客謂為攘善無恥。此皆魏、晉人所注經，准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逕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壞於三國之分鼎，再壞於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 |
| 63 |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困學紀聞》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其說亦未盡然。《正義》者，就傳注而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異。《易》主王弼，本屬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正義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於虛浮，以王注本不摭實也。《書》主偽孔，亦多空詮，孔《傳》，河北不行。《正義》專取二劉，序又各言其失，由偽傳本無足徵也。《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疏解亦明；故於諸經《正義》為最優。朱子分別次序極當。竊謂《周禮》是一代之制，猶不如《禮記》可以通行，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王制》一篇，體大物博，與《孟子》、《公羊》多合。用其書，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禮》，尤為簡明。治注疏者，當從此始。《左氏傳》，朱子所未言者。案《左氏正義》，雖詳亦略，盡棄賈、服舊解，專宗杜氏一家。劉炫規杜，多中杜失；乃駮劉申杜，強為飾說。嘗讀《正義》，怪其首尾橫決，以為必有訛脫。攷各本皆如是，疑莫能釋。後見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乃知劉炫規杜，先申杜而後加規；《正義》乃翦截其文，以劉之申杜者列於後，而反以駮劉；又不審其文義，以致不相承接。首尾橫決，職此之由。《易》、《書》之疏，間亦類此，特未若《左傳疏》之甚耳。 |
| 70 | 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宋王旦作試官，題為「當仁不讓於師」，不取賈邊解師為眾之新說，可見宋初篤實之風。乃不久而風氣遂變。《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歷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剿敞說。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司馬光《論風俗札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案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系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此皆慶歷及慶歷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
| 74 | 《春秋公羊》、《榖梁》，漢後已成絕學。《左氏》傳事不傳義，後人專習《左氏》，於《春秋》一經，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後世以此詬病安石。安石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據尹氏說，安石本不欲廢《春秋》者，然不信《三傳》，則《春秋》已廢矣。若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左氏》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貶之例，而概以為闕文，是《春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平心而論，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榖》，皆不得謂其非。而求之過深，務出《公》、《榖》兩家之外；鍛煉太刻，多存讬諷時事之心。其書奏御經筵，原可藉以納約。但尊王攘夷，雖《春秋》大義；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胡《傳》首戒權臣，習藝祖懲艾黃袍之非，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王夫之謂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經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為本，在宋儒中，獨能推明《公》、《榖》；而所作《經解》並糾《三傳》，未能專主一家。朱子云：「《春秋》義例……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此朱子矜慎之處，亦由未能專信《公》、《榖》，故義例無所依據也。 |
| 88 | 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書攷》、《春秋補注》、《九經古義》等書。論者擬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戴震著《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儀禮正誤》、《爾雅文字考》，兼通歷算聲韻，其學本出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著《禮經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牾，亦只是爭辨一理字。《毛鄭詩考正》嘗采朱子說。段玉裁受學於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學》云：「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段以極精小學之人，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小學》。是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殺。學求心得，勿爭門戶；若分門戶，必起詬爭。江藩作《國朝漢學師承記》，焦循貽書諍之，謂當改《國朝經學師承記》，立名較為渾融。江藩不從，方東樹遂作《漢學商兌》，以反攻漢學。平心而論，江氏不脫門戶之見，未免小疵；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詆及黃震與顧炎武，名為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觶》，皆陽儒陰釋，不可為訓。 |
| 89 | 國朝經師，能紹承漢學者，有二事。一曰傳家法，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段師弟，無論矣。惠棟弟子有餘蕭客、江聲。聲有孫沅，弟子有顧廣圻、江藩。藩又受學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皆嘗執經於惠棟。錢大昕有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段玉裁有婿龔麗正，外孫自珍。金榜師江永。王念孫師戴震，傳子引之。孔廣森亦師戴震。具見《漢學師承記》。他如陽湖莊氏《公羊》之學，傳於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今文尚書》、《三家詩》之學，傳子喬樅；皆淵源有自者。一曰守顓門。阮元云：「張惠言之《虞氏易》，孔廣森之《公羊春秋》，皆孤家專學也。」阮氏所舉二家之外，如王鳴盛《尚書後案》，專主鄭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專攷今文；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毛詩傳疏》，專宗《毛詩》；迮鶴壽《齊詩翼奉學》，發明齊《詩》；陳喬樅《三家詩遺說攷》，兼攷魯、齊、韓《詩》；凌曙、孔廣森、劉逢祿皆宗《公羊》，陳立《義疏尤備》；柳興宗《榖梁大義述》，許桂林《榖梁釋例》，皆主《榖梁》，鐘文烝《補注》尤備；《周官》有沈彤《祿田考》，王鳴盛《軍賦說》，戴震《考工記圖》；《儀禮》有胡匡衷《釋官》，胡培翬《正義》；《論語》有宋翔鳳《說義》，劉寶楠《正義》；《孟子》有焦循《正義》；《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皆卓然成家者。家法顓門，後漢已絕，至國朝乃能尋墜緒而繼宗風。傳家法則有本原，守顓門則無淆雜。名家指不勝屈，今姑舉其犖犖大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