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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间都是英才，故拨著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且如易之‘元亨利贞’，本来只是大亨而利于正。虽有亨，若不正，则那亨亦使不得了。当时文王之意，祇是为卜筮设，故祇有‘元亨’，更无有不元亨；祇有‘利贞’，更无不利贞。后来夫子于彖既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又于文言复以为言，故后人祇以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贞’说了。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道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夫子见文王所谓‘元亨利贞’者，把来作四个说，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说，但文王当时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与来卜筮者言，岂不大糊涂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说，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说。然孔子却不是晓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说一样道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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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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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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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所改经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轻改，当观所以改之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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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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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解经，有异于程子说者，如何？”曰：“程子说，或一句自有两三说，其间必有一说是，两说不是。理一而已，安有两三说皆是之理！盖其说或后尝改之，今所以与之异者，安知不曾经他改来？盖一章而众说丛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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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伯谟曰：“但发大纲。”曰：“那个毫厘不到，便有差错，如何可但发大纲！” |
